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出现，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存在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其中，因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催生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是重要因素。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如何求解“中等收入群体焦虑”这个世界性重大问题?面对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现状，未来5至10年中国如何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于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一是全面持续的教育，尤其是加大适应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职业教育发展;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三是全面促进流动，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加注重纵向流动。
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把能力建设放在扶贫的首位，不搞形式主义;打破行政垄断，重点开放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市场;推动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假定未来几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长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是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第一，三大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一是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企业创新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实施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一是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要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二是关注农民工，农民工是将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三是稳定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提高财产性收入。五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总得看，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历史性机遇。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看，要把这个机遇转变成为现实，关键是要尽快以财产权为重点调整利益关系。一方面，城乡居民的财富存量不断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所扩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财产权处理不好，将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波动性增大，并由此拉大贫富差距。
首先，要扭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当前，股票和房产已经成为相当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财富载体。近几年，股市和楼市的异常波动，资金脱实向虚、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反映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这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也增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不稳定性。振兴实体经济，实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既是经济运行中的重大挑战，也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重大任务。
其次，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客观讲，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最大空间在农村，最大掣肘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未得到落实。不是农民缺乏财产，而是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用地等财产尚未物权化、资本化，难以给广大农民带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还需要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当前，城镇居民普遍关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问题。中高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是创新创业，尤其是科技创新高度依赖知识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些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知识产权资本化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此外，以员工持股的形式实现劳动力产权是普通劳动者自身价值资本化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