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历史。纵观不同的国家，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都会看到这种经济结构的演变。因为工业技术的进步潜力最大，所以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快速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今天，中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呈现出很多结构性的新特征。对此，我谈几点看法。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中国经济发展其实面临着很多新的战略机遇，其中有三个最突出。
第一个机遇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每一轮技术革命以及它所带来的产业革命都驱动了世界经济发展，抓住这些机遇的国家，都推动了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结构快速升级。当前我们面临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人将其形象表达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我们已经看到“数字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进步带来大量新的数字经济活动，成为所谓的新经济。这些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并且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通过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数字化的进程还在不断深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进步，这些数字化的进展，还会继续催生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进一步改造传统产业，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
数字技术革命和以前经历过的技术革命，比如电力革命、化学革命相比，很大的区别在于，传统工业技术的突破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是一种外延式的快速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数字技术应用，更多地体现为效率的提升，所以有一个矛盾的现象，虽然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但是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速增长的阶段。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经济的长周期处于下行期，有人说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有消除，毫无疑问这是存在的，但也有可能是数字经济本身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结构升级、效率提升上，而不是数量上的扩张，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对带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效应，可能和以前会有所不同，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第二个机遇是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绿色发展从过去的减少排污治理污染，进入了低碳清洁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宣布了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全球占相当高比重的经济体都宣布了碳达峰的时间目标，这会大大推进全球低碳、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
绿色转型将会是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其中既有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绿色转型会带动很多绿色产业的发展，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有人估计，在未来十年，绿色转型将会带来几十万亿美元的绿色转型额外需求。任何国家都要主动去适应和把握绿色转型的机遇而不是被动应对，否则绿色转型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个机遇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结构升级。过去40多年，中国经历了吃穿住用行的消费需求引领的供给结构升级。上世纪80年代中期解决吃的问题，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解决穿和用的问题，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重点解决住、行的问题。每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带来了供给侧的相应扩张，所以今天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有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里程，这又带动了城市化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展望未来，中国正在进入消费需求质量导向型升级的新阶段。在新阶段下，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过去每一轮消费结构升级，都是数量扩张型的，这种排浪式消费需求的释放带来了产业供给侧的快速跟进和蓬勃发展。未来，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依然还会增长，但它更多地会体现为质量导向型的消费升级。也就是说，老百姓需要质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质量导向型的需求升级，就会引领供给侧从数量扩张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从全球来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市场结构的快速升级，也变成了中国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汇聚的新的重大优势。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三个重大挑战
第一，大国博弈加剧。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打压中国发展，导致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着挑战。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对美国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为了维持它的超级大国霸权地位，朝野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共识。美国有两手，一手是遏制中国，让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放慢速度，拉大中美差距。另一方面，美国还有更重要的一手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包括美国不承认的所谓的产业政策，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围堵和遏制中国方面，美国多方施策，比如说在一些重大技术上提出了脱钩或者“小院高墙”的战略，在一些核心零部件上，采取了针对中国头部企业的“卡脖子”打压行为，使得中国头部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运行方面都面临风险。在规则上，美国会拉拢盟友，进一步推进对美有利的规则，通过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试图把中国边缘化。所以在国际环境上，中国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
第二，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导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两头受挤压的挑战。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迅速崛起，成为了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同样走上了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他们用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挤占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按照过去追赶型经济体转型升级的路径，中国不可避免需要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上，形成新的竞争力，而在这一头中国面临现有发达经济体企业的打压。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重大调整。中国过去在人口上有数量红利、成本红利，而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总人口已经跨过峰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未来中国可能只能依靠质量红利。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落实“三新一高”要求，明确政策重点
中央已经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是引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总指南。在这个总要求下，有几个方面要特别重视。
第一个方面，政策重点是适应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的进程，重视增强中国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自立自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第二个方面，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形成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在扩大开放中，除了要形成新竞争优势，中国还要努力地去塑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第三个方面，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畅通国内经济的循环。有两件事特别值得高度重视，一个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另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第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从更广义来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安全的关系，防范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中的重大风险，特别要防范金融风险，产业链稳定运行面临的风险，资源能源供给的安全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等。
总之，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我们需要把握好机遇，应对风险，抓住重点，切实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