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众所周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萌发、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俯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提出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各种发展战略。早期的结构主义分析思路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思路，都持这种研究心态，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事实，强调以非常规的方式“追赶”发达国家，后者则强调“政府失灵”，主张遵循市场之道来向发达国家趋同。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并非来自于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模仿或趋同，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一事实促使发展经济学开始真正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
伴随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翻译、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学术著作和学说，其中就包括发展经济学。
1979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范家骧、陶大镛和张培刚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1981年谭崇台发表了第一篇评介发展经济学的论文;1985年，谭崇台撰写的《发展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著作。自此，发展经济学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天常见于大众传媒、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概念如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人口流动、刘易斯拐点、贫困陷阱、增长极、主导产业、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库兹涅茨曲线、进口替代、出口鼓励，等等，最初都是来自于这一时期引入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和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围绕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应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可以说，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时也是结合中国国情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探索的过程。
比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西方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曾提出一系列结构调整措施，形成了“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快速私有化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转型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以激进的、休克式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转型。然而，无论是贯彻“华盛顿共识”最彻底的拉美国家，还是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除少数维持了基本的经济增速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走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中国的改革实践告诉人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力量，市场与政府可以互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这给发展经济学带来了重要启示：扬弃新古典主义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把制度变迁纳入研究视野，将政治、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内生化，全方位研究经济发展问题。
要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增强原创性的研究，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具有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如何认识这些成就并作出理论阐释，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把中国发展的经验事实放置到一般经济学(general economics)的分析框架之下，以一般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一般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特征，揭示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在一般经济学的分析空间中，经济主体为各自目标函数的最优化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系统中各方力量的均衡状态。如果遇到外部冲击，经济系统要么在均衡附近波动并重新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要么转向另一种均衡。问题是，一个经济体所实现的均衡，在客观上往往不是唯一的，在主观上也不一定是合意的。比如，不发达经济体的低水平均衡就是一种均衡状态，但却是人们极力想摆脱、试图努力打破的均衡。
与经济增长这种量变相比，经济发展是一种质变，它意味着新模式、新结构的涌现，表现为经济系统由远离均衡逐渐向均衡逼近、由较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跃迁。如果经济发展完全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过程，顺其自然。但是，现实世界长期存在着不发达国家的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发展进程中新均衡的涌现、跃迁并非必然地、自动地发生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启动这个过程，或者长期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停滞不前，一般经济学对此并没有作出有效解释。正因如此，发展经济学得以产生。有别于一般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需要在理论上解析、再现、推演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这种新均衡涌现、跃迁的过程，并形成推动这个跃迁过程的发展方略。
因此，虽然可以在一般经济学的思维框架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但都不具有发展经济学的意义。发展经济学应该思考的是：与那些同样具备这类因素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为什么是中国?笔者认为，只有那些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发生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研究。
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定出现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存在缺陷或盲区、需要完善的地方。70年来，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初步转变为工业国，从一个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稳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伟大的经济实践能够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贡献什么样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关键内容，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提炼。
1.发展动力的激励机制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Adel man)所批评的那样，发展经济学家们总是直观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寻找各种各样单一的原因，并由此寻求一种单一的解决办法，形成“理论拼盘”。笔者认为，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难以形成有逻辑联系的整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较少关注微观经济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缺乏微观分析基础。社会经济活动是微观层面人的经济行为的宏观呈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认为，任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都必须对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中、在一定的社会变量影响下的经济主体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在逻辑上与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合理解释相一致。
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推动的，而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因此，发展经济学虽然研究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但必须深入到微观层面，寻找到激励经济主体谋求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此推演发展过程，构造具有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新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说明，以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至关重要：培育市场经济，需要通过产权明晰、自主决策来激励经济行为主体;推动改革，需要激励制度设计与实施的主体。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政府部门中的地方财政分权等，都是关于激励的制度安排。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效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变迁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了激励，激励人们产生了努力工作、不断创新的动机，并且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找到了激励相容、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一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源泉，应该成为建构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2.经济发展的韧劲
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基础实现经济起飞，不仅需要发展要素的积累与投入，需要发展动力的激励，需要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改善，还需要抗御风险、驾驭不确定性的稳定发展能力，或称发展韧劲。这是发展经济学迄今为止没有研究过的盲区，这大概与经济学中存在短期与长期的理论分野不无关系。在现代经济学视野中，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等都属于短期问题，而经济增长、结构变迁等属于长期问题。关注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忽略不确定性、风险、波动等短期问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现实中，短期问题很可能会影响长期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经济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一国国内的宏观经济运行，还会蔓延至其他国家，产生相互强化的负向外溢效应。与市场经济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抗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经济发展的过程很容易受内生的不确定性和外生冲击所干扰，甚至因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宗教冲突而中断。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即使原发地不是发展中国家，伤害最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虽然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是短期的，但是抗御风险、驾驭波动的能力或者说发展韧劲，却是长期性的。这是一个谋求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应该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议题。
新中国70年经济实践能够奉献给发展经济学做研究案例的特征事实，除了高速增长之外，还有面对经济不确定性与风险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发展韧劲。无论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中，还是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保持40年高速增长而不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中国能够做到，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或金融危机。不仅如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急时刻，中国甚至担当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直都有唱衰中国的声音，但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一枝独秀。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尽管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仍然超过7%，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多，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这个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快的。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经济始终稳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要动力源。这就是中国的发展韧劲。
中国的发展韧劲不仅表现为面对外部冲击时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还表现在遇到内生于体系内部的经济问题时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纵深调整空间，面对困难应对风险时经济体系具有协调一致的行动能力。发展韧劲作为一种长期的发展能力，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经济治理体系中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3.经济结构变迁的内生性
发展意味着变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可称之为发展。经济发展表现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结构变迁。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结构变迁，这是它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特色：一般经济学很少涉及经济结构，即使涉及，也只是把结构变迁看作经济系统自然发生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则关注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失衡、结构刚性，解析结构刚性的形成机理，探究矫正结构失衡、促进合意的结构变迁的可能路径。不过，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发展中国家合意的经济结构都被认为是外生性的，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为样板而加之于发展中国家的。
新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表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是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它是由资源禀赋结构、需求结构以及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的，并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随着禀赋结构、需求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超越发展阶段，脱离特定的禀赋结构、需求结构和技术进步而外在地造就某种经济结构，就会造成经济体的扭曲，导致经济绩效低下、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从而背离经济发展的初衷。
结 语
任何重大的社会实践都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新中国70年来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今天的中国再次来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经济结构，释放活力、激发潜力，实现经济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向高收入阶段攀升……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实践，将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中国方案，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贡献中国智慧。这也意味着，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中探寻发展的逻辑，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故事中凝练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理论，将会把发展经济学从由贫变富的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展为由富变强的发展理论，从而开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崭新一页。
(作者：叶初升，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9002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