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深入研究经济规律，指引着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乏力的背景下，2017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其中有一组预测数据迅速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中国经济2016年增长速度超过印度，位列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期学海观潮专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此展开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中国经济可以说是逆势增长，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数据看，甚至超过了后发优势较强的印度。其原因是什么？
曹和平：相较而言，中国决策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比印度要准确，政策组合切入其可能下行的时机点也比较好。如果用更为学术性的语言，就是宏观决策启用的多手段、多批次的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考虑到了过调后果）和财政政策（比印度经验多）实实在在地组合为一股可以抗衡经济下行的杠杆力量，预设性地矫正了下行的方向。
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有近40年的改革经验，其中宏观决策团队有30年以上的时间都在用这类总需求管理的操作方法，抗衡经济下行比寻找经济新增长动力机制的办法要多。这也许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重夺经济增长第一的观察基础吧。
其实中国已经不把增速第一放在宏观管理前沿的紧急点位置了。中国人均GDP达到3万元人民币（约5000美元段）后，经济进入了发展经济学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更具宏观变量的内在组合逻辑，增速应该有所减缓，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及的经济转向新常态——从超高速向中高速增长区间过渡。同时，还应调整决策施力的方向，从“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的力量组合向“需求导向加创新驱动型”的力量组合转变，或者称为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这时候，大家在思考，对应的宏观政策是什么？2015年11月，习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这应该是中国决策层、理论界、媒体和企业界等社会主导力量共同努力，习总书记审时度势，在适当时候取舍决策，国务院恰当出台配套政策的结果。
2015年暑假，我们课题组调研了全国41个城市；2016年暑假，我们又先后走访了21个城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我们走访了8个城市。从对这些城市的一线调研实践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综合性判断，即虽然各地经济换挡的方式不一，阵痛各异，持续时间长短不同，但从结构变迁的一维方向上看，经济增速稳定下来，向优化结构的“好”的方向上走是肯定的。
和印度比起来，应该说，中国的决策变量更为优秀。当中央决策机构提出连续性、系列性保增长和调结构政策时，地方也大致按照这个方向走。中国决策变量在经济当中的引导性力量相对较强，抗衡经济下行周期的反周期力量的操作能力也比较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怎么看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曹和平：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迈上“70万亿”台阶，达到74.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6.7%。世界银行评估称，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数字为40%。
应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范围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证明了一种在政府主导下成功起飞并持续增长的模式。另外，随着经济增长，通过双边贸易，中国为这些国家的出口带来了中国的市场需求，为这些国家的进口带去了中国的技术。这在非洲、南美和东南亚表现得特别突出。
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原来都认为，经济发展的驱动性力量是发达经济体。而现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两个轮子的综合力矩在驱动。
我们也许还可以问，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是怎么来的？有两个方面的源头：对西方发达经济技术的学习，对西方起源的关于发展理论的孜孜以求，对西方管理技术的借鉴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源头是，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构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积累实际，借鉴西方沉淀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将其改造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找到了一套适用于自己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中国就能找到这套模式？实际上，中国数千年经济发展的分化组合和均衡收敛过程，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种“公共品—私人品”结构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组合使得中国经济更多地具有正向的外部性基础。这正是中国经济模式不同于新古典经济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合理性所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还贡献了一种路径或者发展方向，而且实践证明这种方向是可行的，而不是像福山说的“全世界只有一条路，历史是会终结在美国那种制度模式”。中国经济进入结构优化改革阶段，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比增量贡献、速率贡献要多，更有很多无形的贡献和榜样的力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优质决策变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在内外环境交迫背景下逆势增长，离不开宏观调控的有效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举措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决策变量角度如何看这种改革思路？
曹和平：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20世纪40年代，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技术变革其实很快，但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呢？
凯恩斯认为，工业革命200多年后，萨伊提出的供给总是创造需求的逻辑不再适用。他发现，当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生产变量增长得过快，供给在某一个阶段超过需求时，就会出现经济下行期。这时候，在国家层面出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如果各国仿效，整个世界经济也可能被拉下去。一战和二战就是实例。所以，凯恩斯修正说，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应该被倒过来，变为需求创造供给。二战以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实行凯恩斯主义管理时，经济增长的效果确实显著。这就是凯恩斯主义革命的理论内核。
但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理论有一个负面效应。每当经济处在下行期时，首先是货币或者财政投放以刺激市场。货币和财政都投放高流动性资产，投放到市场，两年半以后，劳动力被整合，厂商中间品市场繁荣。但货币并不可能完全被回笼，每次危机后都会出现大概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累计。从1944年到1980年，36年间大概是5—6个周期。一个周期两个百分点，累积到里根执政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2%左右，失业率也达到新高。这个时候，美国人就在思考，凯恩斯革命的逻辑可能又得倒回去了。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二战后的西方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推动，国外商品出口市场贡献比较小。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际商品市场起了较大的作用。我们通过增加投资需求，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几个周期累积下来，从1978年到2013年，也是近36年时间，我们累积了“过剩”的产能。以钢铁产量为例，到2013年，全世界的钢铁产量大概15亿吨，中国的钢铁产量接近9亿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钢铁加起来，还没有中国多。这时候，中国总需求管理和西方总需求管理累计的宏观负面后果不一样，对方是滞胀，我们是过剩。
累积的“过剩”产能，只要国际市场经济处在扩张期，我国经济发展在均衡管理意义上就是可持续的。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处在下行期，国际市场的总体需求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大体找到了自己的矫正方式，即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
这一政策相当有效。这时世界发现，中国政府的决策变量一直是脚踏实地的，在虚心学习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的同时，却不盲目照搬西方教条，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向新常态方向转变，然后延伸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上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化，中国经济实现逆势稳增长。其实，在世界经济处在下行期比较早的时候，我们比别人先走出来一步。章家敦之流所“预言”的“崩溃”，实在是不了解中国的实际。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单一维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章家敦有自己所坚持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吗？为什么他无力解释中国经济实践所走出来的道路？
曹和平：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均年收入在6000美元至1万美元段（现在可能调整一下，应该在8000美元至1.5万美元段），中产阶级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将使整个社会的需求多元化，利益相对分化。他们之间的不同诉求，使形成共识决策的难度增加，进而引发冲突性社会事件。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中等收入陷阱”。而章家敦却把这个过程当作中国迈不过关口的最大命门。实践证明，章家敦落下了幼稚的笑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经济学概念。中国现阶段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能够用“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概念去思考中国问题吗？
曹和平：“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工具概念。如果用态度性判断，结果往往会走向错误的大门。
“中等收入陷阱”是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成熟后，对人均收入处在中等段位上一些结构性、非经济性的观察现象的概括。“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描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处在这个段位上所有的动力机制吗？我觉得不完全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有一个缺点，它仅仅讨论了发展结构，没有讨论发展的外部性因素。主流经济学都在忽略甚至蔑视这种外部性力量。什么叫外部性？比如两个人吵架时，关系会变得很紧张。但要记得，两个人如果变成朋友或一对夫妻，这种互动力量就会有天壤之别。发展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忽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飞跃性、正外部性，单单强调这一时期的负向外部性。
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阶段，劳动力水平大大提高，新的生活水平和教育带来了创新和高技术能力的飞跃和突破，对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爬升的冲击能力更强。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假定在原来的条件下，碰到了这个问题容易栽跟头。但依靠正外部性，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济学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成熟时，忽略了正外部性这个概念，而正外部性恰好是中国成长的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增长率成为全球第一名。如何看待结构转型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
曹和平：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以“去产能”为例，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政治经济学，即利益分配问题；一是效益经济学，即怎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我认为，应该在两者之间取一个均衡点，基本目标是瞄着效益经济学方向，更高目标是瞄准公平问题。
2012年底，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为49%，第一次超过了制造业。“三产超过了二产”，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也就是说，同样大的经济体量，蓝领工人的工作岗位提供的价值总量低于白领工人的工作岗位提供的价值总量。这正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此后，服务业比重一年增长0.8个百分点。2016年估计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要达到54%左右。2012年到现在5年，每年增长近1个百分点。发展经济学认为，结构变革的高速期，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是每年增长0.3个百分点，而我们每年增长近1个百分点。在“去产能”过程中，我们实际获得了巨大的结构变迁优势。这种结构变化会使未来的投资报酬率更高。
乐观谨慎 稳中求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论，我们总是说，要重视周期，但也不唯周期论。我知道您曾经提到过一个“秋千论”，怎么理解？
曹和平：如果给经济周期波动曲线沿着中间线画一个趋势线的话，会发现，经济处在繁荣周期时，波动曲线在趋势线上面；下行期时，波动曲线在趋势线下面。宏观经济调控时，目标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围绕趋势线附近调节。“秋千论”其实是说，宏观调整常常会调整过头了，出现超调（overshooting）现象。实际上，经济沿着它的趋势线走更节约。所以“秋千论”要求宏观管理不要调整过度，而是要达到最优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宏观调控这只手在推经济增长这架“秋千”时，不能推得过高。因此，中国宏观调控和新时期以来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相互融合的。
曹和平：对。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持乐观态度。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经济成长过程中，乐观情绪一定要占主导地位。所以乐观是个好东西，谨慎是个好东西。但是谨慎和悲观一结合，那可就是个坏东西，乐观和莽撞一结合，也是个坏东西。
举例来说，中国人的环境意识，这三年来进步特别快。今年春节期间，我发现北京人放鞭炮的持续时间，不到去年的十分之一，放鞭炮的力度和频率，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大家把自己传统的一些行为丢掉，愿意贡献给环境治理。中国人为了追求进步愿意更改自己的行为，这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当下中国经济能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更是中国经济前景将会更加光明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