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当前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通过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地实现经济转型，走向更有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增长？近日，由《比较》编辑室、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财新智库共同主办的“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几位专家学者问诊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以期从中找出有效的政策措施重建全球金融体系。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影子银行跟银行不同。银行的本质是创造货币，影子银行特别是其中的支付部分，并没有创造货币，也没有传统的金融机构的架构。但它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一种支付清算的机制，使得中央银行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的运转速度加快了，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影子银行实际上是对传统的金融运行的挑战，它通过交易产生了流动性。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货币宽松、信用紧缩的情况。货币不是信用，中央银行统计的是商业银行的负债，这个负债变成了贷款就成了信用。这个信用如果被人提出买债券，就变成了对企业的信用。也就是说，当它和实体经济连在一起的时候才产生了信用。现在它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说明调控体系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从信用的角度定义货币，我们就能准确知道金融系统对于实体经济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姚余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流动性短缺，占优货币升值，人民币事实上已是强势货币，世界经济急需人民币补充流动性。
由于美联储已经退出了QE3，欧央行和日央行进行购债，这就是全球流动性的现状。举个例子，全球经济增长维持4%，基础货币的贡献要到13%，国际货币市场没有那么多钱了，只有通过欧央行、日央行不断购债。现在资金已逐渐回到新兴市场，预计新兴市场很快会复苏。同时人民币已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要稳货币，货币政策一定要谨慎，货币发行量已经很多了，我们已经出现了贬值压力。二要宽财政，特别是国债要适当提高一点。三要抓基础，基础就是法制，基础就是契约，基础就是监管。
各个国家都有金融问题，但问题性质不一样。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过分复杂，监管不到位；我们的问题是法制不到位，基础没做牢。所以必须要建立专门的金融检察院和金融法院，用最专业的办法把所有的案件集中起来，进行审判和执行。法制基础没有筑牢，就无法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情况要谨慎，我们还不是硬通货。我们稍微多发一点货币就引发贬值的猜测，这种猜测跟我们自己的股市不稳定等问题搅和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风险点。
相反，财政是有空间的。中央财政的债务水平可以适当提高，进行一些必需的投资。这个空间是有的，目前财政部的国债仅仅占到GDP的17%，而且还有所下降。所以财政上应该适当地宽松。
周皓（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要让央行成为最后的金融监管人，这可能意味着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当中，把宏观审慎的权利交给央行，把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交给央行管理。
要把宏观审慎监管放到央行去。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不适合把“三会”合并或把“三会”放到央行去，比较适合维持现有格局。金融立法和规则当中，应该在“一行三会”之间给予央行会签的权力。比如说我们搞资产证券化，央行出一个框架，“三会”各出一个规则。
要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职能。这是部际协调的职能，强化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能够保证各项金融立法的出台，不会出现各自章程不一致或者和央行的规则发生矛盾的现象。（张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