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中高速阶段，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是适应形势新变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创业活力的现实反映。
改革红利是基于对制度、体制、机制进行变革和创新，这种变革和创新必然呈现出未来的不确定性，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取得的特殊“利润”或者补偿——改革成果，即为改革红利。换句话说，通过改革的方式打破原有的体制机制，并获得超过在原来的资源配置方式下所取得的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就是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这种不确定性形式所创造出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金融学上讲，收益与风险成正相关性。这里的“风险”实质就是指不确定性。事实上，不管是对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的改革，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而改革红利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回报。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想获得更多的改革红利，无疑，改革的航程只能进，不能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
改革红利的获得途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这一层内涵与我国目前学界对改革红利的理解是一致的。一般来讲，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则是指系统演化的过程和动因，两者相互依存。改革红利正是指通过对体制和机制两方面的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对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既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探索，也是对“不耐人性”的一种考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比如在经济领域，通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改革措施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的红利。“潜在”是“不确定性”的应有之义。改革红利是一种隐藏于体制机制背后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探索，才能将这种潜在价值释放出来。要想将改革红利的这种潜在价值释放出来，就必须牢牢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也要勇于破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这必定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而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因此，正因为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就必须勇于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既得利益阻挠，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
改革红利的分享主体是人民群众。对“不耐人性”的补偿，最终要回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来。我国改革事业近40年的历程雄辩地说明，广大人民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改革红利的创造者，理应公平地成为改革红利的分享者。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让老百姓切身地得到了改革的好处，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村改革红利真正得到释放。如果说我国前30年的改革，主要是广大人民创造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应当是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时代。故只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只有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进行下去，才能有效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创造改革红利，也必须让人民群众分享，如此改革才能真正释放红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关键期、深水区、攻坚期，未来的改革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放眼世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困局凸显，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更为复杂而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坚持依靠改革爬坡过坎，坚持依靠更多的改革红利，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和人民福祉水平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