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命题。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新常态，一头连着经济体制改革并由此对接全面深化改革，融发展与改革为一体，实施一年多来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了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努力打赢这场攻坚战。
一头连发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一个“新”字，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我们身处的经济环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用新常态的大逻辑研判经济形势就会发现：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旧常态，那么，立足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现实国情，走出一条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经济工作新路子，构建起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新格局，便是不二选择。
既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根源主要不在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而在于结构性因素，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那么，聚焦于解决这些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供给侧和结构调整上找出路，当然要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新的着力点。
既然造成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障碍，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未能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于没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无疑要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新的落脚点。
上述这些变化归结为一点就是，相对于以往立足于总量调节、侧重于需求一侧，并且主要依托于政策层面操作的旧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当立足于结构调整、侧重于供给一侧，并且主要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命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而形成并演化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这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紧密相连。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才必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只有立足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与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改革。围绕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定方向、选重点、谋布局，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显然是全面深化改革躲不开、绕不过的中心议题。
既然是全面的改革，就需要对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进行统筹谋划。鉴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型，每项改革都会牵动或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每项改革也都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配合，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目标便不能仅仅覆盖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而应覆盖所有领域、统领所有领域。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既然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在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中选择突破口和主线索，有重点地加以推进。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启动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改革的联动中取得改革的总体效应并形成改革的总体效果，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都仍旧是具有“牛鼻子”效应的改革领域。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牵引、推动各领域改革的重点。
既然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注意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相连的客观事实，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也表明，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重点、难点要么位于供给侧、要么出在结构上，是同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当中，无论是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是政府的作用，抑或是二者的协调配合，都属于供给侧和结构性的问题。由此可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只能而且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展开;只能而且必须将改革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改革。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关系链条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且用改革的方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把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持续增加包括制度供给在内的有效供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防止“新瓶装旧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融发展与改革为一体，既体现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的要求，又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相衔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关系全局和长远的攻坚战，异常重要、异常关键。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易事。鉴于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当下尤其需要注意并重点防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瓶装旧酒”——运用惯性思维面对新形势，复制习惯做法处理新问题;当下一项异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统地调整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来，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比如去产能。排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的去产能，不能等同于以往的“去产量”，更不能一味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实施。产能过剩是所有矛盾和问题的总根子，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但是，去产能应当也必须立足于市场调节，把着力点放在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上。
比如降成本。应认识到，当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给质量，是结构性调整而非总量性调节，着力点落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因而减税降费决不能走以往的“借钱”套路——通过扩大赤字、增发国债支撑减税降费，而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只有这样，企业税费负担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降低，资源配置格局才能发生有利于企业的变化。
比如补短板。对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之一的补短板，决不能简单采取“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方法，而应认识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此消彼长是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也不能单纯从保增长、扩投资入手，而应认识到改善民生、做好基本民生兜底保障是亟待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补短板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
比如宏观经济政策。鉴于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满足于以往的“逆风行事”范式——经济过热的时候搞紧缩，经济趋冷的时候搞扩张，而应摆脱政策调整的局限，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以上列举几例旨在说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需求管理与调节。只有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能打赢这场攻坚战，并以此推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