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一个非私有体制下，创造了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我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高增长奇迹，源于经济权利的开放。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尽管产权改革本意被一些人一次次地任意扭曲，谈产权色变，只要触及产权改革的主张，都被视为鼓吹私有化甚至是企图改旗易帜。好在中国一代代的决策者坚持以经济权利的开放，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地坚持多种所有制平等发展，发挥产权对各类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与预期功能。顶层创造的制度环境与微观主体利用产权的神奇功能两者相呼应，促成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
为了实现产权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采取了十分独特的产权安排，即在维持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赋予使用权更完整的使用、收益、转让、抵押权能，从而带来微观主体投资积极性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
仅以土地而言，两权分离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创造了奇迹。两权分离的产权安排最初由贫困地区的农民在底层创造，他们在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是自己的”这一合约结构，既保证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受损，也通过剩余索取权的激励迅速摆脱贫困，带来农业的超常规增长。底层创新的制度成功为地方和中央的改革者提供证据，推动了农户承包制度在全国的普遍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既然农地可以两权分离，城市土地为何不可?城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城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用到非国有企业和城市建设中，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产权改革伴随着经济权利的不断开放，经济机会的释放调动了各类主体参与财富创造。仍以农村为例。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农民可以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自主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了温饱，增加了农产品供给;允许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搞非农产业，为土地上释放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了农村工业化的路径;放开农产品流通与交易，推动了农村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和择业，成为打通城乡的武器;允许创办私营企业，使中国长出了一批本土草根企业家参与中国制造。
在产权激励各类经济主体成长和财富创造的路上，顶层释放的信号对于保证全社会的制度预期也至关重要。这里既包括国家领导人在重大节点的宣示，比如，在农村制度上，为了给农民吃定心丸，一代代领导人都会到小岗村重申包产到户制度长期不变。也包括制度和法律的递进，比如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以宪法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和不断重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中央重要会议上也在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十三大提出：“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十六大就“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十八大明确提出“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同等保护”的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些都为中国奇迹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