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高经济发展装备和产出质量，转向提高经济发展要素配置结构质量;
从产能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转向要素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善互动，从改善要素配比、疏通城乡要素模块间循环，提高中下两个群体居民收入水平入手，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出口受阻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既有国民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方面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力量，产业、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对外经济、农村经济、城镇经济、人口和劳动、土地和住宅、商业流通、新经济等也学科齐全和人才积淀，统计和数量经济研究力量也很雄厚。其培养的教研人员，既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又深知中国经济的实际和国情，了解中国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之间的经济联系。因而，东北财经大学是一个学术和政策研究具有务实眼光和思路的高等财经学府。
21世纪第2个10年中，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了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压力仍然存在。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一些学者，以及新成立的中国战略与政策中心，就中国增长放缓的深层次原因，增长面临的困境，需要什么样新的思路，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才能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获得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初步形成了我们的研究报告。这里初步披露我们对国民经济形势自己的看法，以及走出国民经济困境改革和调整的思路和对策。供学术和政策界参考和讨论。
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国内经济运行和中美贸易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相结合，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调控方略。[1]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2007年以来国内需求下行的原因做一个深层次的分析，给出一个经济学的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选择和采取正确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途径和政策。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4.2%，2008年开始速度放缓到2011年的9.5%，但还在8%以上的高位上。这段时间里，国内外经济学和政策界的人士，大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持乐观的看法，并没有意识到速度会持续下行，而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7.9%，直到2016年为6.7%。若从2008年算起，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长达9年之久，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
我们长期研究的主要观点为：(1)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结构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对国民经济重要的影响是，需要抚养消费的人口在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持续收缩，老年人口消费率较低，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持续放缓，甚至萎缩。(2)对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国际一般标准滞后，其后果是，应当为市民的人数比实有的市民少得多，其收入比市民偏低，造成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3)居民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由于土地的强制低价征用和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被管制，数亿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而转移到城镇中的土地资产，却因地方政府行政寡头垄断饥饿卖地、央行发行货币、银行贷款、房地产商和炒房客推动，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城镇居民都得到了丰厚的涨价利润。一方面形成了房地产商、城镇多套房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巨大的财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也分配了农民的土地利益和城镇居民的一部分收入。这样形成了大众居民收入总额在GDP中的比例降低，政府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提高，资本在GDP分配中的比例上升。这种格局，造成了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有支付能力的群体消费需求日益不足。总之，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和老龄化，农村人口因体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不出和进不去，GDP中政府和金融资本的高分配率，土地和住宅体制造成更大的城乡财富收入差距，干预和影响的都是人的收入和人的消费，特别是大众居民收入和消费。而技术的进步、资本的集中和集聚，则是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发生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
我们只是就中国实际发生的问题，尽可能地对照一些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标准值，来比较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变动、二元结构转型等过程中人口增长、市民化水平、农业就业比例、财富收入房地产化、企业税费和其他成本、居民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偏差;再从偏差来估计可能有误的政策和体制给国民经济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和GDP产出造成的损失，包括长期过程中的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错过城市化人口，以及这些各类经济损失的累积性效应。从分析工具上讲，只是根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因素影响链等，构建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数理模型，并使它们能利用现有的数据，来逻辑地解释中国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因果关系。不仅是数理关系的假设，而且是一些人口等因素数据变动引起另一些经济因素数据变化的证明。虽然可能还不完善，也较为简略，但我们想提供研究中国经济下行的一种可能符合实际和有解释力的分析思路、范畴、方法和逻辑框架。
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调控国民经济步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思路：(1)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劳动报酬转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0%下降到了目前交通建设的15%左右和房地产的25%左右，其财政政策投资增加消费需求的效应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下，越来越减弱，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从扩大投资需求转向扩大消费需求。(2)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着力点应当提高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使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增强，以缓解最终消费产品过剩和中美贸易冲突造成的出口需求不确定性问题。(3)在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要求上年的生产能力不断地扩张，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当市场调节的生育机会成本和住宅、教育、医疗成本太高时，加上对生育的行政性过度干预，造成了经济主力人口的不断收缩，而其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断收缩也要求上年相对过多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这时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假定因市场对人口的失效性干预，而不再成立，而且生产过剩缩可能会常态化。因此，宏观政策上用不改变体制而市场机制自然修复的办法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4)虽然2016年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居民间，存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363元、22990元和37884元，以及消费分别为10130元、17702元和25382元的差距;特别是三者之间财富拥有和财产性收入的更大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大问题;然而，因三者的收入消费率为67%、77%和82%，如果能够大力度提高目前57662万农村居民和22000万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会极大地增加中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这些中低收入居民对传统工业化产品还是有着巨大的需求，会扭转生产持续过剩的格局，使工业化时间延长，保证国民经济未来以7%，甚至8%的中高速度，增长8到10年。
我们基于国民经济增长放缓深层次原因提出的政策前提是：一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源于推动增长的要素主要增加在资本投资方面，扩大投资伴随着超发货币，而货币不能被消费需求持续相对收缩的制造业所吸收，过多地流向土地和住宅成为房地产GDP，也过多地在金融体系中自我循环，形成金融业GDP，投入与实体经济产出和效益不相对称。二是如果结构性地分析城镇二元非农业全要素模块和农村农业全要素模块结构，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二者之间的流动受到长期的阻碍，发生了严重的通道淤堵和互相排斥。在农村和农业全要素模块中，农业中劳动力劳均土地的比例实在是太低，其基本上失去了对城镇过剩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吸引和吸收功能，农村因土地房产是休眠和“僵尸”资产也排斥城镇和信贷资金，使农村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块中，劳动力高达21000万之多，土地要素相对劳动力实在是太少，资本和技术比率比城镇低得多得多;而城镇非农业全要素模块中，资本越来越强大，技术越来越进步，有素质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排斥城镇较低素质的流动和非户籍劳动力开始回乡，土地要素因饥饿供给体制价格越来越高，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平衡，再加上经济主力人口收缩雪上加霜，导致了城镇资本和产业的过剩。实际上形成了农村全要素模块与城镇全要素模块之间要素不断通过流动而优化的通道堵塞越来越严重，可能会成为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城乡二元要素模块间淤积性陷阱。
因此，我们首先提出的一个政策性含义是：不解决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城乡二元模块间要素不能正常流动和循环问题，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谋求高质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供给侧改革，应当将调整产能结构为主的改革向更深层次延伸，转向以调整城乡二元模块各自要素结构和要素能够互相流动和循环为主的改革。
我们的第二个政策含义是：通过调整产能结构供给侧改革转向更深层次的调整要素结构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配置质量和空间，来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农村需要加快改革土地产权及配置方式的改革，城镇需要向进入的新市民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均等化的服务，废除户籍制度，使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等在城乡间、非农业和农业间双向流动和再配置。这样的改革，我们估计，会显著改善和优化城乡各自要素模块内的要素配比，改善产出和效益，带来1%以上的增长新动能。
其次，切实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和配置方式的改革，使农村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使农民拥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并且使农村和农业及农村非农业产业有其土地资产吸收城镇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及技术的功能，改善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配比结构。这样的改革，我们估计，由于农村全要素结构质量提高，其土地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具有吸收货币和资金功能，增加GDP和农民的财富和收入，以及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得到社会资金注入的发展，会带来1%以上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再次，通过工程力量和技术进步改变淡水的地区分布，改造可利用的干旱土壤地、盐碱地和沙漠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新城镇、新农村、新产业和新交通体系，在现有的要素城乡存量模块外，再增加一经济发展的全要素新模块，吸收现有农村模块中过多的劳动力和人口，也吸收现有城镇模块中过剩的资本要素，也给技术进步在新的模块中以更大和更广阔的使用之地。这样既改善城乡存量要素模块的质量和生产率，增强其产出的动能，更是增加了一块新的可以优化配比的高质量的全要素模块，扩张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新的空间。我们估计，要素新模块的构建，会带来未来国民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的新动能。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计算表明，生育率的低下，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以及少子化和老龄化越来截止严峻，在未来10年之内，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着逐步由目前的6.5%下降到3%的可能压力。如果顺着上述思路和政策，新增的动能除了替代对冲人口变动造成的3个百分点的压力外，还会额外增加2个百分点的新增动能。在8到10年的时间内，将经济增长保持在6.5%到8%之间的中高速水平上。
上述构想基于这样一种国情：如果在全要素模块中，不能充分地使用现有的2.1亿农业劳动力，不能很好地使用2.86亿农民工，未来我们不能有效地利用逐步进入劳动力年龄的6000万留守儿童(这部分劳动力与新技术的新经济关联程度不同，很容易被资本和技术所替代)，在全要素模块中仅仅用资本和技术这样的要素提高产出，则由于与劳动和人口有关的要素因无法参加财富创造而分配收入能力下降，其关联5.9亿亿农村人口和2.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他们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低下，与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和技术生产能力相对，使生产能力会更加过剩，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压力将会更大。
而从去产能结构供给侧改革，转向可以有效提高这样5亿劳动力和8亿人口收入的上述调整要素结构供给则改革，通过提高要素配置结构质量，制定和实施其有效的政策，则会解开目前城乡二元存量要素模块间的淤积和梗阻陷阱，使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倍增，也使中国国民经济的未来展现一个良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