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压力太大，感觉有点刹不住车，整个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西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副市长说。在抽空“接见”《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时，他正为招商引资的事忙得焦头烂额。
“有时候为了守住底线，免不了跟老外拍桌子。”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甫东说，可是总拍桌子，招商指标上不去，考核掉链子怎么办？有时候感觉，跟外资之间就是一种对赌双赢的关系。
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转型要求凸显，各地“招商引资”工作既要善于取舍、敢于拒绝，又要保住不断增长的考核指标，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少基层招商干部吐槽“压力山大”。
考核指标年年上涨外资数据只得掺假
“市里每年都要求20%的合同外资增长目标，完不成任务开会总被点名，被骂得‘满头都是包’。”东部省份一个地市的商务局干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吐槽”：招商引资不像企业生产那样，具有一定连续性，每年1月1日，所有外资数据清零，全部从头再来“前些年已经把基数做高了，如今还要求每年正增长，感觉压力山大！”
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速度放缓，加上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制造业回流，使我国吸引外资工作压力倍增。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从内部环境来看，生产成本上升、内外资税收政策并轨、环保要求提高、外企注册审批手续繁琐、部分优惠政策难以惠及外企等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
一方面是招商引资难度提高，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步伐加快，各地对“招商选资”的要求更加突出，继续抬高了外资项目落地的门槛。
顶着这种压力，去年南京拒绝了一个世界500强汽车制造项目。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外资处副处长胡滨介绍，这家汽车企业原本计划落地南京江宁，甚至承诺可将企业总部搬到南京。“这么诱人的条件，要是以前一定就同意了。可现在江宁也算是主城区，从环保等角度看，不能再承载这么大的汽车制造企业。”
随着部分政策的调整，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也给基层招商干部增添了压力。东部某省商务厅的一名处级干部说，今年各地开始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企业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外商何时到资、分几期到资，我们心里完全没底。”
这名干部告诉记者，省里要求今年实际到资增长目标是5%，厅里面给的合同外资增长指标就变成了35%，说只有合同到资增幅足够大，才能挤掉水分，对实际到资形成支撑力；“这简直要把我们压死了。”
在以“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盲目提出过高外资指标和要求。基层招商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只能谎报、虚报外资数据。
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除了重复统计、扩大统计口径等手段以外，还存在虚报的行为，即招商引资部门与企业表面达成协议，实现了“合同利用外资”，而“实际到位外资”并未发生。
招商市场竞争惨烈外企借机“漫天要价”
在吸引外资的比拼中，不仅有东南亚国家争抢外资，还有兄弟省份的“惨烈竞争”。福建省晋江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吴靖宇说：“有些外资企业很狡猾，往往利用地方招商心态，跑十几个地方考察，将所有优惠政策叠加起来，回过头再找你漫天要价。”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对外资如饥似渴，“拣到碗里都是菜”。东部省份一位基层干部说，“30年前为了招商引资、给外商供地，我们连祖宗祠堂都愿拆。”
伴随着发展模式逐步转型，我国的“引资优势”已发生重大转变。福建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处长王明永说，过去依靠低成本和政策优惠，如今外资更多看重的是市场空间、产业配套和服务环境；“外资关注点的转移，对招商干部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落后产能避之不及，好项目大家都想要；但在资源环境和政策条件上，地方政府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想要‘挑肥拣瘦’，只能在招商技巧、服务水准上较劲。”吴靖宇说。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过去招商“靠展会、比人脉、拼酒量”，现在不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必须具备产业梳理、技术前沿分析、市场前景预判和风险预测等多种综合能力。
几年前，东部某省费力引入了一个外资商贸物流项目，仅一期项目就占地400多亩、投资额达到约4亿美元。但由于商业模式脱离了地方产业实际，五、六年过去了，该项目却未招来足够商户入驻，只能四处寻求资产重组。
“项目用地拿了，楼盖起来了，但几乎没有产生税收和经济效益。”当地干部认为，引进这样的外资项目，实际上是对市场风险的一种误判，白白浪费了地方的土地资源。
与“高素质”要求相对立的，是基层干部在政策空间上的“无力感”。一位基层招商干部告诉记者，国土部门的地价不能降；税源上这两年本身就紧张，税务部门哪肯再减税？乡镇征地拆迁成本越来越高，一分钱都不能少。“只有招商部门最尴尬，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议价权。”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在现行招商工作体制中，还存在部门分割、职能脱节的问题。产业政策、招商引资、企业运行等职能和信息，分属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导致引资项目成功率低，难以实现“招商选资”的效益最大化。
外资结构转型痛苦考核亟须“去GDP化”
近年来，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招商选资”已成为不少地区招商工作的基本准则。在江苏苏州，早在2012年就提出“稳量提质”的外资结构定位，要求“稳总量、调结构、拓空间”；当地甚至提出每年合同外资减少5亿美元的“容忍度”。
“即便如此，在外资结构转型期还是蛮痛苦的。一方面要调结构，同时还要完成稳增长的任务，尤其对苏州这样的城市来说，内部的压力很大。”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刘炉坦言。
相关基层干部建议，针对新形势下引资工作重点的转移，亟待建立更加科学的外资工作评价体系，推动招商引资考核重点“去GDP化”，从“规模和速度”逐步向“质量与效益”转变。
首先，探索设计一个综合评分体系，将外资项目的产业类型、技术含量、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等指标，加以不同权重进行评分。
其次，整合多部门职能，建立联合招商协调机制；强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状况的梳理，对产业链缺失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进行重点突破。
最后，对亟待引进的重点项目、龙头企业，采取“一企一策”举措，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加大权重；实行招商引资业绩评价的“精细化”管理。
刘炉认为，在兼顾引资规模的同时，应着重考量产业结构比重变化，优势产业和优质项目的培育情况，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情况，存量企业转型发展和经济贡献情况，外资总部和功能延伸拓展情况，服务业开放创新情况等，逐步引导外资结构调整和转型。
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建议，今后应着力弱化政府部门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重点加强与跨国公司在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上的合作升级；引导外资流向需要技术创新的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发展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