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起国家如何开展创新?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延续“进口替代”的思路，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开展创新，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践过;还有一种思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条件下，用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政策，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全球市场来推动创新。我们把后者称为开放式创新。
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创新各有所长。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强调并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是中国适应全球化形势、抓住全球化机遇的要求
为什么强调开放式创新?因为只有推进开放式创新，我们才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战略性机遇。
发展中国家是追赶型经济。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今这些发达国家——包括工业革命以来领先世界的英国、现在的美国，都没有像中国这样经历过长达几十年的8%乃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而追赶型经济体，特别是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往往会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像战后的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通过引进、吸收，在此基础上推进创新，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比别人跑得快，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压缩式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技术，只有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才能通过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增长。
因此，要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必须坚持开放。假如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实际上是在重复走发达国家靠自己推动技术创新的道路。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持续几十年的高速、跨越式增长。
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开放发展的机遇。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包括曾经希望“以市场换技术”。在这方面，有成功的行业，比如高铁就是通过引进技术而实现再创新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太成功的行业，把市场让出去了，却并没有实现技术进步。实际上，通过开放，比引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示范、引进了竞争，让企业在先进技术和产品面前感受到竞争压力，迫使其通过学习、模仿与创新进行追赶。
当前，“引进来”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因素就是人才。近年来，人才正在加速向中国汇聚，既有大规模的留学归国人才，也有很多国际人才。
另外，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全球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去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1800多亿美元，已经超过“引进来”的外商投资。这些对外投资活动是多元的，有去买资源的，有去买技术的，有去开拓市场的，而其中对我们的技术创新最有意义的，就是对于具有先进研发能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并购。比如，前些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吉利并购了沃尔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人说进行这种并购的都是大企业，跟小企业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调研的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原来是做汽车内装饰的，几年前并购了德国一家汽车电子企业。如今，这家中国企业通过整合国际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内汽车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被它并购的这家德国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销售额三年翻了两番。其秘诀就是通过并购，把德国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中国的市场有机整合起来，它本身的研发能力、产品质量也获得大大的提升。可见，对外整合全球资源，并不完全是大企业的专利。
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用一种开放的视野来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和市场资源，会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让中国企业快速成长为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中资跨国公司。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全球化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也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参与全球化，过去的方式比较单一，就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产品;现在，我们可以全方位地参与全球化，不仅“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当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整合全球资源的跨国公司，我们的国家也就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引导全球规则的走向。
我们今天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创新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推进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开放式创新是适应全球化形势，使我们的企业抓住全球化机遇开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回顾人类的历史，2500年前发生了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类的吃饭问题，人类可以定居下来了。250年前又发生了工业革命。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一百年的发展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一切经济活动创造的还要多的物质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技术进步促成了工业革命，而资本主义的诞生又是生产力大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
我们看到，过去的250年，新技术革命并不是以每年都一样的平均速度来发展的，它是一轮一轮的，从蒸汽机革命到电力革命、化学革命，等等。今天，我们面临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轮技术革命同工业革命以来的前几轮技术革命画等号，这轮技术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前几轮。因为信息技术的渗透力无所不在，它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如果说过去250年是工业时代的话，如今我们正在进入信息时代。未来的变化会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很难设想的。假如是在200年前，很容易判断再过30年会怎样，但是今天，我们就很难判断30年后的地球会怎样、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会怎样，因为它的变化太快了，技术革命正在加速演变。
面对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任何国家稍微打一个盹或者走错了技术路线，都会落在后面。这当中有许多惨痛的教训。不过，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不必担心自己是不是某种技术的发明者，关键是要把技术用好。我们看到，当智能手机出现的时候，一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公司从行业里退出去了。所以，对待技术进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挑战之中存在机遇。作为后发经济体，更应该把它看作机遇，把握好机遇，顺势而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5年开展“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课题研究时提出了“2+2”战略，即要重视两大领域、两种创新。所谓“两大领域”，一个是新技术领域，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另一个是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就是传统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新技术领域从占比上看永远只是一小部分，90%以上是传统领域。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传统领域从产品到生产方式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比如汽车行业，我们现在所说的高档车，高档体现在哪儿?是引擎更高级了，还是轮胎更高级了?都不是，而是它的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高档车跟低档车的区别更多是在汽车电子方面。传统行业很多创新和增值就体现在数字技术在传统产品当中的应用。未来还会出现人们已经预见到的无人驾驶汽车。当然，汽车业发展还会伴随着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就是新能源技术。新技术革命已经在改变和打破既有的产业格局，这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同时我们还看到，传统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德国提出“工业4.0” ，实质就是生产方式的革命。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既包含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包含着生产方式如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
我们在地方调研时参观过一些“示范工厂”，大多实现了自动化，车间成为无人车间，全是机器人、机器手。但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工业4.0”所指的新制造方式的本意。我理解的数字化发展，更多的是制造的平台化。像德国博世智能制造的工厂更强调“以人为本”，把机器和人结合起来，有的环节他们觉得用人更合算，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影响，也就是就业问题。这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背景下推进工业4.0，思考工业4.0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大企业把整个产业链，从研发到生产到物流到服务，所有生产环节都实现平台化。所以，我们对工业4.0生产方式的变化还要加深理解，真正把握它的内涵，适应技术进步的趋势。我们想要“弯道超车”(也有人说叫“换道超车”)，其实就是一种追赶的机遇。
除了“两大领域”，还有“两种创新”。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商业模式创新，这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区分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实例。比如共享单车，没有数字化技术是做不到的，它通过采用信息技术解决了老百姓生活中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商业模式创新。我们坐在屋子里想的“创新”非常多，这些创新可能有95%失败了，剩下的经过市场检验的是5%甚至更少。而每一个成功的创新恰恰是对应了真实的市场需求。共享单车之所以能够很快风靡起来，从供给侧说，是信息技术为它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从需求侧说，是解决了中国特别是大城市当中“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也会鼓舞这些企业“走出去”，把创新的商业模式推向国际市场。
只有用开放的视野，我们才能把握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这些机会。新技术革命在全世界是同步的，哪个国家关起门来，一定会被新技术革命的潮流抛在后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信息技术革命非常敏锐，出台了多种战略和措施来加以推进。
推进开放式创新，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全新体制机制作保障
中国经济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阶段，更多是依靠低成本参与全球竞争，并有能够动员资源的体制做保障。现在，我们要转变为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势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适应新技术革命、适应创新的体制机制。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主体上都需要变化，体制机制的变化会引导人的行为变化。
以往我们在追求规模、追求快速工业化的时候，有很多的体制机制优势和政策优势。如今面临着转向以创新为驱动的新阶段，需要深化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关键是要调动从决策者到所有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解决创新的动力问题。
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从根本上看，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所以我们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也是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现实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采取准入限制保护，都会削弱被保护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从宏观层面说，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营造一个良好市场环境;同时，对于创新成果给予足够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从微观层面说，也有很多需要创新的方面。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前30多年改革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调动了这部分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释放了他们的活力。当我们进入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阶段，需要调动什么人的积极性?这就需要认识到创新的主体是谁——是知识型的劳动力，包括企业的管理者、各种专业人士、技术型工人等。平心而论，我们的知识型劳动力还受到原有体制机制的诸多束缚。所以，改革的重点就是适应创新的需要，把这些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激发出来，使他们有更充足的动力推动创新。
总之，我们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要靠创新驱动，在这样一个新时期，应当围绕着如何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来深化改革，使我们民族蕴藏的巨大创新活力充分迸发，让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持续具有新的增长动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是作者6月17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7中国资本峰会”上所作的主旨演讲，本刊记者车海刚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刊发前经作者审定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