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化，英国脱欧影响仍在发酵，法国和德国大选充满变数，韩国“闺蜜门”事件引发朝野动荡，美国特朗普当选更是引起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幅波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经历2011年以来增速持续下降和转型调整之后，增速快速下降的风险明显降低，经济运行增速缓中趋稳、质量稳中向好。在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多、逆全球化的“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趋势，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特朗普新政及其影响
特朗普从宣布参选到最终当选，从选前许诺到正式执政，都引发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争议，乃至震动，现在各国都在关注和研究特朗普，可以说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头条。有媒体称，特朗普是“当今世界上最会制造混乱并善于利用混乱的人”，是“美国史无前例的特殊总统”。
正式执政后的 “特朗普新政”逐步清晰。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大约20天，就发布了12项总统行政命令、12个总统备忘录和2项总统申明，可谓政令频出，其执政纲领已逐步明朗。特朗普政策的实质是“美国优先”战略，并遵循两个简单原则：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从而实现美国振兴产业、增加就业、增长财富，再创辉煌。特朗普政策强调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具体包括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能源独立等多方面，具有重振实体经济、放松管制、推崇双边谈判、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等特点。从目前看，特朗普参选许诺与执政政策之间，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一改过去美国历任总统参选前后“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这些政策的取向与特朗普的个性不无关系，有媒体评价他意志力坚定、执行能力强、具有冒险精神、注重商业谈判、强调实际利益，以及“独行侠”的个性特征，这必将在美国新的政策中留下深深烙印。
特朗普新政必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经济增长，逆全球化噪音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各界对全球化的反思。第一，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国家也会采取调整关税和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加以应对，全球贸易将进一步放缓。第二，英国脱欧的影响尚未消退，法德大选又举行在即，“美国优先”不排除会进一步激发民粹主义，如果勒庞在法国当选，欧盟的稳定乃至存在将面临重大考验。第三，特朗普“限穆令”虽未得以执行，但将难民问题和宗教问题推向了舆论热点，下周将要颁发的“限穆修改令”会是何面目，还会引发何种社会矛盾冲突，都难以预测。还有，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新政策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就中美关系来说，由于特朗普选前的对华言论强硬，而且执政团队中不乏贸易保护主义者，中方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几天前，特朗普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通话中，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强调承认和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尤其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定位，都存在很大变数，切不可掉以轻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约占其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46.3%。如果美国提高贸易壁垒，不仅中美贸易，全球分工格局也必然受到冲击。当然，若其减税、扩大基建支出以及放松管制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将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美国扩大总需求，我国不无可能从中受益。总的来说，我国应密切关注和研判美国政策走向，审时度势，把握大局，保持定力，趋利避害，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继续朝稳定共赢方向发展。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发展主动性很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有利条件。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键在于，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做好自己的事情。
二、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去产能方面，钢铁行业4500万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的全年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14万平方米，存销比明显下降;去杠杆方面，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较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电费、税费、五险一金和物流费均有所下调，企业经营综合成本有所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较2015年下降0.16元;补短板方面，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投资增速，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明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的淘汰。当前面临的问题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钢价格上升，企业效益好转，去产能意愿下降，甚至一些停产企业开始复工。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年，对江苏、河北去产能的督查，也表明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一是中央层面要做好包括税收、土地、金融等在内的房地产制度顶层设计，健全对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的督查和奖罚机制。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调控权限，提高调控的差异性和精准性。二是把防范和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要综合采取金融信贷、土地、财税等手段，合理控制流动性，把握好调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既要遏制泡沫膨胀，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发风险。三是加快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序推动去库存。针对去库存任务最重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对购买城镇商品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差异化财税政策。四是加快推动包括房产税、集体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2016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23条主要途径。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例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16年报告中，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在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空间。同时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这里，还要讲一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月5号，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提出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改革方向。要落实好中央文件，首先需要弄清楚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一是部分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倒挂严重。这两年稻谷、小麦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程度加深，尤其是猪肉、食糖价格与进口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粮食库存过剩进一步加剧。近几年我国粮食库存屡创新高，去年超过6亿吨，攀上历史最高点，其中玉米占一半左右;并且，我国粮食产量仍然处于高位，进口量仍然巨大，库存压力持续增加。粮食库存高企，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按目前我国玉米库存量计算，库存长期费用约要1700亿元，潜亏接近2000亿元。三是高库存导致“卖粮难”，进而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农民收入下滑。按照2016年我国玉米产量21955.4万吨、价格比2015年降低600元/吨估算，仅此一项，我国农民收入将减少约1317亿元;即使加上对生产者补贴，仍将减少约927亿元，摊到全国农民头上，人均减收157元，相当于拉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个百分点。因此，当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改革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国内国际、三次产业和农业内部等三个层面的资源配置，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三、如何研判2017年的经济形势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呈现PPI和企业利润同比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变化，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快落的风险明显下降，稳的因素增多，提质增效正积极推进，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
从三大需求看，2017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长平稳和出口由负转正的局面。首先，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然较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致仍可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受调控政策和销售状况影响，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将有明显回落;2016年下半年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今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其次，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加之2017年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次，随着美元升值影响逐步消化、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外贸环境有所改善，若无大的世界经济变局，2017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出口有望由负转正。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50%，而我国经济经过这一轮调整，已接近这一水平，而且近年来降幅逐年收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我国经济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一些重要指标呈现初步回升态势，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防风险看，2017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存在三重风险放大机制。一是政府的隐性担保。对负债行为的财政或者准财政兜底，导致风险无法出清。同时隐性担保增加了资金空转、以钱炒钱、变相加杠杆的风险，还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二是一些地方仍存在单纯追求速度而加剧债务和产能过剩风险。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喜欢“抱大户”，资金过多偏向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仅造成政府隐性债务上升，而且使得“僵尸企业”难以出清，同时诱发新的产能过剩风险。三是金融业对外开放中的管理能力不足。随着我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化，资金跨境流动增加，国内外市场共振趋强，同时面临金融监管经验不足、体制机制缺陷、与市场的沟通能力亟须提高等问题。2017年更要强化底线思维，下决心加快处置和排除一批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2017年经济运行上行的动力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企业投资意愿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不良资产率虽略有下降(2016年四季度银行不良率降至1.74%)，但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也在不断显露，金融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工业企业库存下降态势有所好转，但补库存意愿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补库存意愿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构建完善，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2017年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综合分析内外部条件，我国经济可以实现所预测平稳区间的增长，并为迈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积累更多条件，以推进早日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文摘自李伟主任2017年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