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国内政府和经济学界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寻找出路和解决办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经济周期性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更多的靠内需。对这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撰文谈了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陆铭认为，2008经济危机以来的全球衰退确实对中国有很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输入性的衰退周期特征，但中国经济远不是周期的问题，国内也不缺乏有效需求。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城乡间、地区间(东部和特大城市与人口流出地)和所有制之间(地方政府和国企与社会资本)的严重资源错配。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少需求;不仅如此，在有需求的地方，政策上是在抑制需求，而没有需求的地方，政策却希望创造出需求。比如，大城市出现的各种城市病(公共服务短缺、交通拥堵、房价上涨等)，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对移民向大城市集聚的全球趋势视而不见，希望以上帝之手来引导移民向三四线城市转移，抑制由移民产生的各种需求，并在人口流出地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新城以及基础设施，让无效投资过剩。
因此，陆铭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不应把经济增长下滑归结为通常的经济周期。如果不做结构性改革，而是采取总量上的货币及财政刺激，那么包括社会资金在内的经济资源将更多被低回报领域(农民返乡创业、人口流出地的无效投资以及地方政府和国企等非社会部门)占用。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量扩张反而加剧结构性扭曲，2009年的4万亿计划就是例子。
陆铭还指出，中国的金融市场把财政该做的事情和商业金融该做的事情搞混了。商业的金融市场本该按照回报率来配置资源，但商业银行给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借贷，都是为了政府目标，也就不按回报率来操作，同时还得到各级政府的担保。在陆铭看来，这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大量借入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影子信贷，并推高了影子银行利率(普遍达到15%)，也让那些低成本拿到商业贷款的国企再借助委托贷款等形式获得套利补贴。而这些都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上述这些问题——无论是城乡间还是政府、国企与社会资本间的结构性问题，确实是长久以来扭曲国内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是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爆发的根源，也带来了大量低效无效投资，并使国内居民的很多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
从金融角度看，它也是地方债高企和影子银行风险快速上升的重要推手。地方政府的高价融资，不仅刺激了影子银行的非健康发展，加快了银行风险快速上升，更使得地方债规模不断膨胀。根据相关统计，2015年1月1日以来，地方政府的广义举债规模已经达到9.2万亿。即便中央已经在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行为，但很多地方在发展经济、偿还旧债等多种压力下，通过城投债等途径举债的情况仍很普遍，地方政府的防风险能力依然脆弱。从区域经济水平、财政收入、金融实力、产能过剩压力等多种角度分析，广西、吉林、西藏、山西、云南、甘肃、新疆、宁夏、黑龙江和青海等省尤其问题严重。
在我们看来，中国整体资本过剩，本应该带来资金成本走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加入，反而出现了局部领域资金紧缺、资金成本趋高的现象。究期原因，与国外市场很不一样的是，由于国内市场存在各种梗阻，导致资本过剩之下反而出现资金紧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子银行的出现是满足资源配置的需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出现扭曲，成为金融市场的风险源头之一。总之，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失速的问题，就需要纠正上述的结构性问题和资源错配问题，包括让商业金融做它该做的事情，减少地方政府和国企的不合理融资以及对民企融资的挤压。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周期问题，是结构性改革问题。需要扭转城乡间、地区间和所有制之间的资源错配，减少经济资源被低回报领域的占用，改变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