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设计绕不过制度改革，否则所有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近段时期，治学风气成为知识界反思的话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治学之风给《财经》撰文表示： “在中国，经济学辩论像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后，留下的只是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他认为，在经济学研究的态度上，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缺乏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
针对治学风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曾感慨：中国缺乏思想市场，学者不能踏实研究基础理论，在诸如产能过剩、产业政策等基本问题上，浅尝辄止，来回打转。
12月初，长期在海外做研究的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对余永定提出的治学风气问题表示，这个其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问题，经济界、商界、自然科学研究、工程研究等都存在这种风气——不扎实、不深入。“做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一个课题都需要熬很长时间，很费力、很费力。”许成钢说。
他指出，在国内，学者出名比较容易，从学术的角度讲不是好现象，“容易出名，诱惑太大了”。从国外一个好学校毕业，甚至还在国外教过两年书，回国后在媒体上多讲话，就容易出名了，反而在学术上不能坐下来扎实研究了。在国外，无论你多么天才，既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发财，在学术界，如果想出名、想发财，最好赶快离开。学术研究是扎实、专业和严谨的，充满了艰辛、磨砺和坚持。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今年把“2016中国经济学奖”授予了钱颖一和许成钢两位教授，以表彰“他们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12月4日， 在“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 吴敬琏认为，基于两位学者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表彰他们符合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他也警醒：“学术讨论往往变成没有共同基准的乱仗，通常只能得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
近日，许成钢教授就中国经济的增长症结、官僚体制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找准经济症结 释放消费潜力
《财经》：中国在2009年-2011年期间的经济增速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速，主要依靠投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还不到2008年以前平均增速的一半，投资回报率也不断下降。目前“稳增长”的政策下，依靠的仍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组合托举的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基建投资模式。如何反思这种政策组合下的投资模式?
许成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学界就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了。那时，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从第四大经济体快要变成第三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经济体，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来维持增长不可持续。规模巨大的投资有助于维护当年经济增速，却导致投资回报率的持续降低。实际上，中国经济的主要症结在于内需不足，早在2006年、2007年这个症结就已经暴露得很清楚。金融危机一来，经济快速下滑，这样的增长模式问题就更突出了。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给政府一个很好的刺激经济的理由。当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进行刺激是应该做的，但这只是短暂之策。其实，中国有自己要直面的问题，内需不足。由于内需不足，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下滑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居然还有一段时间维持高增速，就是因为财政刺激。
《财经》：说到内需，近期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扩大旅游、体育、教育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明确通过增加服务供给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但鼓励消费政策多年出台，似乎成效不大。
许成钢：对内需不足的病症诊断要找准原因，内需不足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收入偏低，只要不解决收入偏低的问题，采取其他任何做法，效果都不一定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值占GDP比例偏低，决定了全社会的需求不足。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多年来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内需不足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
现在有一个假象，中国人非常富裕，购买力很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有一亿人很富裕这个比例就不小，如果有三千万人到国外疯狂购物，也会表现得很有钱，但这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我讲的是全体居民。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一半人口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在贫困线以下的，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有饭吃、有衣穿，基本生活没问题，但没有多大消费能力。
《财经》：目前，由于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预期不断下降，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受到压抑。怎么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
许成钢：减税清费仍需加码，把政府拿走的税收比例减下去，让居民家庭拿到的收入比例提升，并且让全体居民家庭感觉到这个增长不是暂时的，而有一个长久的预期，这样整体的消费能力就出来了。大规模减税会让老百姓高兴，一边是国民高兴，另一边又让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政府的税收也随之上升了。
最近三年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但是三年的上升相对过去20年的下降，远远不够。政府如果非常关心长远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大幅度的减税清费，而且重要的是对中小企业的减税，比如给从事服务业的中小企业减税免税，让企业普遍恢复活力。
大幅度减税，这个建议可能会让财政部不高兴，你让大幅度减税，我的开支怎么办?财政开支可以用发国债的办法解决，就是到市场上发债券，包括到国际上发债券。大家都知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从美国引出来的，可是大家把股票卖了却去买美国政府债券，为什么呢?人们认为美国国债靠得住。今天全球投资者普遍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借这个大好机会，应该发政府债。等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搞掉了，就来不及了。一边发政府债，一边减税，国内经济就激活了，经济起来反过来又支持继续发债。
《财经》：过去在避开制度顽疾的边缘改革中，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条路现在已走不通。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内需增长清障?
许成钢：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内需不足，因为严重产能过剩。当市场上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民企面对的是硬预算约束，民企需要生存，如果乱投资造成资不抵债，要破产的。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市场上没有需求的时候，那么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面，如果还要用刺激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很难参与其中。其结果就是变成了你提到的，让国企为主力投资，而国企靠的是借债，这个债往往是要变成坏债。当整个市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更容易导致国进民退。人们讲国进民退已经很多年了。国企改革、内需不足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民企更没有兴趣去投资，更没有机会去投资。
防范风险比刺激增长更重要
《财经》：如何看产能过剩问题?
许成钢：产能过剩与杠杆率猛增。这两个并行的问题都是软预算约束问题驱动的。国企、国有部门面对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过多，由于不需要顾忌后果，也不怕破产，国有部门的过度投资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当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就把经济增长的下一步可能性给搞掉了。所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措施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刺激一下投资，用什么办法刺激一点消费，都是“补丁式”的。
《财经》：中国经济下一步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许成钢：中国经济面对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是稳定问题。刚才基本上集中讨论的是经济增长。其实稳定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搞不好可能很危险。实际上去年的股灾就是一个典型的稳定性问题。去年的股灾由于爆发快速，所以泡沫没有那么大，如果股灾没有很快爆发，假定决策者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维持股市泡沫继续膨胀，涨到了今年再破的话，那很可能引发全面的灾难，就不仅仅是金融市场层面了。
实际上中国需要警惕的隐蔽风险中，地方债是其中一个，现在中国债务总体占GDP的比例非常高，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债务占GDP比例较高的国家了。
《财经》：包括隐性的债务?
许成钢：对的。不能简单地比数字。比数字好像中国比日本的债务低很多，既然日本高债务没问题，那么中国应该没问题。但是简单比数字是误导，因为债和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日本大量的债是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中国债的主体是银行债，这些银行债是以抵押品的形式发的。日本在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只要债券没有到期，根本没有问题，哪怕债到期了，只要有能力继续发，卖得出去就不要紧，唯一不好的是把这一代人的债挪到下一代人那里去了。
但是中国债务是银行以抵押品的方式借出来的债，它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如果经济变坏，抵押品价值下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发生了变化，抵押品的价值是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不值钱了，银行的杠杆率就上去了，这时候银行就比较危险。将来有一天这个银行会不会破产，当然很多人说在中国不会发生，有国家支持。那么，国家怎么支持?就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这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仍然是转轨国家，当年苏联、东欧这些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原因就是因为先前积累的债务越来越多。
《财经》：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拖不住了。
许成钢：对，事情爆发的时候往往与人们的预期相关，如果人们预期中国不会出事，会采取一种行为方式，一旦普遍认为中国可能出事情，就会改变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人们的行为也就随之转变。这时就麻烦了，债务问题一触即发。经济增长是6.5%还是6%、5.5%，关系不太大，但是经济稳定性是基本问题。
现在人们简单地看债务占GDP的比例，这个角度不对，你得看欠的是什么债，一定要把银行里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减下去，改成市场上卖出去的债券。
中国债务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多数是以国企的名义，变相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
认清资本外流的本质
《财经》：说到稳定预期，随着美联储加息终于“靴子落地”，跨境资本流出的压力明年会不会加大?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挥之不去而在岸外汇管理趋严的情况下，人民币流出可能已成为规避外汇管理、实现资本跨境并最终转为外汇资产的渠道。
许成钢：中国推动8·11汇改只有一年时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汇改错过了良机，正好在“坏的时间”开始的，汇改应该是在升值的时候，而不是在贬值的时候，时间错位了。另外，经济增长降速，根本上与改革相关。只要实质性的改革没有推进，经济仍会持续下降，当经济持续下降的时候，人民币也会持续贬值，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汇率的变动趋势。
《财经》：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人民币汇改政策沟通不足增大了市场不确定性，但无需过度担忧资本外流?
许成钢：人们预期中国经济持续更强，有更多人买中国资产，人民币过去十年保持了升值态势。如果买中国资产的需求不大了，变成了要卖中国资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会持续，这不是个汇率问题，除非中国的基本面向好。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向好主要靠的是民企，靠的是民众的收入增长和民企经济的活跃，这都呼唤实质性改革。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速上来了，而且不是靠政府刺激，人家看出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戏，人民币下滑的势头就顶住了，别人就来买中国资产。
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财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多年为经济带来了强劲的增长动力，但也绑架了中国经济。应如何反思房地产政策调控，如何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许成钢：这个问题又碰到了最基本的制度问题了，基本的制度是土地所有制，因为我们是全面的国有土地制度，所以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解决政府财政的过程，这就回到刚才讲的问题，我之所以要这么强调政府在市场上发债券，原因在于有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要基本上改变，就要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是从卖地租地的税收而来，减少政府直接在经济上的卷入，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问题靠发债去暂时地解决，长远的则是靠制度改革，然后把政府变小。现在的政府太大了，过去巨量的中国财政收入来源是依靠土地，所以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直接跟这个财税体制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一二三线城市发展快，那是因为一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自己的财政收入要得到保障。为什么一二线城市房价一直在涨，三线城市房价乱七八糟，四线城市的房价一塌糊涂呢?是因为中国一二三四线城市是按照行政等级划分的，资源的集合范围不同，人们都希望寻找最有资源、最有权利的地方，所以任何有钱的人都想跑到一二线城市买房子，而且买房子主要是为了长期投资，因为投资一定是看涨不看落，任何投资的人脑子里一想就清楚了，在北京投资只看涨不看落，即使全国经济下滑了，北京房价也不至于落得太狠。
《财经》：投资者认为在北京等大城市买房是最安全的选择。
许成钢：是的，是很安全的投资。所以都跑到这儿投资，就把北京房价弄得高得一塌糊涂，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离谱?它涨得没有道理啊，北京房价不能和国外房价相比，这是两回事儿。中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地方最靠谱，那肯定这个地方的价就涨，对不对?跟国外比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北京房价大幅下降，一定是出现了经济危机，比如去年股灾拖到了今年才爆发，就可能触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北京房价就扛不住了。
推进实质改革 释放更多红利
《财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约每隔十年，中国会有一次大的体制上的异变。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加入WTO，这些结构性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跃进。然而新近的十年，这样实质的改革消失了，代之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丁式的宏观调控。你如何看中国经济的趋势?
许成钢：你讲到的是早些年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我把它概要一下，早些年这些成功的改革归根到底是民营企业的建立和民营企业的扩张，表面看加入WTO好像跟民营企业无关，但实际上直接促使民营企业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接下来十多年，中国经济出现“国进民退”，现在的改革，国进民退问题就是根儿，十多年来国进民退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放小的这一面帮助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因为很多中小国企变成了民企，但是抓大的那一面实际上变成了现在发展的障碍。
抓大的那一面意味着，所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一定要国家控制，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上游由国企垄断，当国企垄断了上游，它利用垄断的力量“挤压”下游，而下游多是充分竞争的民营企业，尽管80%的就业在于民企，但解决就业只有20%左右的国企控制着上游利润，下游拿到的利润有限。刚才讲到国民收入，一方面是税收原因，还有一方面跟这个问题相关。当民企处于勉强生存的时候，民企利润空间窄小，职工普遍收入偏低。所谓的国进民退并不是看民企的数量比例，而是利润是收缩的，所谓“退”指的是民企很难扩张，利润空间逐渐收缩，变成了勉强生存了。这实际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财经》：刚才谈的宏观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改革层面。供给侧改革推进一年，逐渐在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上达成共识，但是，在体制机制的结构改革方面仍存争议。目前存在将两种结构改革混淆，甚至用“三去一降一补”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取代体制结构改革的现象。您怎么看?
许成钢：我的看法是整个改革的设计不能有意识地回避制度改革，当有意识地回避制度改革的时候，所有那些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另外，“供给侧” 这个概念好不好，可能干扰了人们对实质改革的认识。
改革首先要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就像看病似的，第一重要的是先诊断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而不是什么阴了、阳了、虚了、上火什么的，这都讲虚的，非常实际的判断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个地方有癌症，那个地方有一条血管堵塞，就需要把那个地方疏通了，不解决关键问题，病症就一直在那个地方。
《财经》：您说的情况跟一些企业界人士的感受相似，他们认为现在经济疲软是市场运行体制的羁绊所致，而非供给侧的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过剩导致，因此改革体制架构和监管架构是当务之急。
许成钢：产能过剩最终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当市场这些东西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积压库存导致欠债还不起，最后资不抵债就要破产。但由于产能过剩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它不会破产，如果不去碰制度问题，继续保持国有体制不变，在这种条件下采取改变国企的管理方式等等没有太大用处，那不是改革，强迫这个厂子限产，强迫那个厂子转产等等，都不是改革，如果把这些叫改革，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不改变实质问题。不能推进国企实质性改革，叫什么词都没有用的，只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打转，实际上是制度里面出的毛病。
《财经》：现在大家都在呼吁改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感觉目前改革的动力不足。
许成钢：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改革着重于引导地方政府改革，从改革开放早期随着演进成为地方的互相竞争，基于中国自上而下的任命机制，靠什么升迁?靠改革做得好。那么改革怎么度量呢?经济增长快。地方经济增长快，有改革的法儿，就升迁快。但是，这个方法到了十年前，人们发现不好用了，因为除了看经济增长变量，还要看环境保护、贫富差距、社会维稳等指标，这样对官员的评价指标就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指标。比如，维稳没有办法量化，所以维稳还是没维稳，就看地方是不是有群体性事件。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些地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维稳。然后把所有力量放在经济增长上。总而言之，过去的办法不好用了，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对干部新的考评机制还没有明晰，还没有一个替代的激励机制。因此，必须抓紧制度改革，用更好的机制取代官僚机制，用更好的机制取代唯GDP地方竞争这种机制。
《财经》：大家一直在谈国企改革再出发，但是现在更多是国企再调整。怎么澄清认识，让国企改革能有实质性推进?
许成钢：混合所有制如果作为过渡的一步没有错误，但关键在于控制权，无论是从《公司法》的角度，还是从宪法的角度，都强调保护产权，无论谁的产权都要保护，当民间资本进入国企的时候，民间资本一定关心的是自己的产权怎么保护，民企有没有控制权，如果控制权由政府或者国企掌握，让民间资产进来，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定会失败，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民营企业不信任这些国企，它不愿意再进来。
因此，国企改革必须在所有制上放开，这才叫改革，而且这才和公司法是一致的，否则根本上违反了公司法，《公司法》制定中就强调产权保护，作为股东是有权利的，股东有权利来任命经理，股东在大事情上有投票权，所以混改后，所有的股东权利都是平等的，国有股和私人股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如果国有股占10%，民间股占90%，那一定是民间控股;民间如果占51%，国有占49%，也是民间控股，而且真正的决定权在最后的投票，投票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说谁控股，而是集体投票的结果。所以国企改革需要服从《公司法》，违反了《公司法》谈不上真改革。
《财经》：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明确了对“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影响挺大。
许成钢：这是好事情。原本这不是一个新问题，2004年国家宪法正式承认私有产权。早在制定《公司法》的时候，就强调了产权保护，如果严格执行公司法，就不需要另有一个国家法规文件再出台，一切按照法律执行就是了。
《财经》：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期，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国家治理出现了体制性困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深层的转型危机，即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大量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又不能单纯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中国如何从国家治理入手，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增强全民的幸福感?
许成钢：当我讲制度的时候，其实制度就是最基本的治理问题。关于依宪治国和法制制度这个问题，有声音以为这是在政治上进行挑战，其实不是，其实无非讲的是按规矩做事，为什么定了规矩以后，人们又不按照规矩做了呢?需要找原因。所谓的治理体制指的就是这个。和公司治理一个道理，公司雇来的管理者是不是按照所有者的意愿做事，定好公司章程，让管理者很难违反章程。国家治理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国家有一套规矩，宪法就是章程。中国治理的方式之所以要强调依宪治国这个概念，因为中国是分权式的威权体制，这个概念简要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的治理体制，它在行政上和经济资源上分权，又是自上而下任命的集权管理，是典型的威权体制，我把这种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和经济上高度分权、民企占经济主体的制度描述为分权式威权制。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一系列治理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怎么设计考评官员指标，如果指标设计不合适，下面就可能乱作为。
怎么办?就要解决体制问题，这么庞大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地一路走下来，一路施政，走到最底层的时候，施政可能偏离得一塌糊涂，怎么解决?让地方选举好了。而且这不是新鲜办法，这是老办法。早在1988年，邓小平支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所有村普选，然后实验镇一级选举，并逐步推到县一级选举，用这个办法解决基层的动力问题。由于越到基层事情越多越复杂，基层干部靠上面管不到位，地方发生的事情，从上面看很小很小，但是对地方来讲很大很大，就让地方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让老百姓选举。所以，就是把过去做对的东西翻出来，继续做。
当然，现在有人反对，反对的意见是说现在全国村级选举效果不好，村级选举为什么效果不好?原因很清楚：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法制，会有贿选、暴力强选，这个问题就回到体制改革上了，地方司法不独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指挥。只要让司法独立了，按照选举法执行，地方选举就不会这么混乱。第二条是地方党支部书记不是选的，村长是选的，当然就把真正的选举搞掉了。如果书记是全体党员选的，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镇级选举很早就实验了，但一直没有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