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比上半年提升了0.4个百分点，但需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消费的目的是抗通胀，且虽然消费名义上增长加快，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增速实际在放缓。四季度，消费增长还将受制于高位物价，消费者购买能力难以提高。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影响消费开支。在汽车、住房两大消费仍受掣肘的情形下，消费问题仍然堪忧。
商务部、财政部和央行稍早时候联合发布的《关于“十二五”时期做好扩大消费工作的意见》，将消费问题和解决方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见》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安全、利产惠民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从明年开始，每年确定一个月为“消费促进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扩消费、促发展、惠民生”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诚然，我国市场环境仍不够完善，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市场分割加大区域间贸易成本，交易成本过高，导致企业在本土参与市场竞争或比出口更为艰难。相比外贸企业，内贸企业不仅要顾及研发及生产，更要在营销、打开国内市场上付出巨大的成本和努力。因此，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成本，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理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方向。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诸多因素阻碍着消费的扩大，例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CPI增速过快，使得居民真实收入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提升；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率仍停留在较高水平，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社会保障仍不够健全，也是居民消费意愿不高的直接原因，是扩大消费的重要障碍。更进一步地，消费不振，本质在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如此，居民收入、购买力与经济增速出现了严重背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要真正扩大消费，就必须真正发挥市场作用，增强经济活力，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为此，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应大力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全国4300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92%以上的比重；全国7.79亿就业人口中，91.8%都是由民营企业安置的。小微企业又是民营企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此，小微企业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居民就业及其收入水平。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提高小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之后，财政部近期又宣布，自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这对于民营经济无疑是利好，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还是放开市场。近期油荒事件表明，行业垄断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资源配置和效率问题。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拆掉制约民间投资的政策“玻璃门”和“弹簧门”，通过政策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让民间资本能够广泛进入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领域，其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起竞争而有活力的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在于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居民收入。
化解民营企业、小微型企业的资金困难，收入结构调整也至关关键。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达11倍。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数据表明，这一差距又扩至15倍；如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年至2007年，工资最高和最低的行业差距，日本、英国、法国仅约为1.6至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约在2.3至3倍之间。可见，因为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致使收入金字塔底部的居民，虽然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无力消费。因此，调整收入结构，让更多的收入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年轻人群和城市中下收入阶层，进而形成更多的有效消费需求，应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着力点。当然，加快建立工资与物价、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切实保证劳动所得和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比重的逐步提高，也是扩大消费的题中之意。此外，还应加快完善失业保障、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实现社保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全覆盖。对此，必须调整某些利益格局，消除某些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干扰。
扩大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归根结底，关键只有两点，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前者有赖于收入增长和分配问题的解决，后者则需要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而这一切，最终都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