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
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向好的因素在增多，企稳的迹象更加显著，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下大力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一步增强和拓展经济增长新动能，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显著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积极因素在增多、企稳的迹象更加显著呢?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现企稳态势。比如，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处于回落态势，2011年至2015年增速分别为9.5%、7.7%、7.7%、7.3%和6.9%，2015年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0%、7.0%、6.9%、6.8%，而2016年前三季度增速均为6.7%。再比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趋于稳定，2016年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和10月份都是6.1%。
二是需求状况在改善。在消费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2016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连续两个月增速有所加快。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1-10月累计民间投资增长2.9%，比1-9月累计增幅高0.4个百分点，其中9月、10月当月民间投资增幅达到4.5%和5.9%，连续两个月显著加快。进出口降幅也有所收窄。10月份，按人民币计算，出口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2.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3.2%，增速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
三是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状况在改善。一方面，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虽然平均来看1-10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5%，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8%，但动态来看，二者下降的幅度均呈持续收窄之势。其中，出厂价格9月份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1%，同比是自2012年3月份以来首次由负转正;10月份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1.2%，与9月相比回升趋势明显。
另一方面，由于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企业综合成本下降。比如，9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其中三季度增幅为12.6%。
四是企业预期也在改善。比如，2016年10月份制造业PMI为51.2%，比9月份大幅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处于临界点之上。从分项指数看，10月份生产指数为53.3%，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新订单指数为52.8%，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也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另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企业家无论是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还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都更加积极和乐观。
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
为什么说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呢?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能够对增长发挥主导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最大特点就是传统动能优势减弱，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
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无疑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的反映，这既包括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取得积极成效。同时，这也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积极实施需求管理的结果，包括针对“补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础和公共设施投资、针对“去库存”需要实施相对有利的货币政策等。
但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市场自主性回升的力量还相对较弱。比如，2016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3%，其中主要依靠政府及财政资金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4%，而占全部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仅增长2.9%。二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回升还不够强劲。还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三大主体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9.4%，房地产投资增长6.6%，而工业投资仅增长3%，其中民间工业投资仅增长2.6%。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和筑牢。
现阶段，无论从发展需求还是供给条件看，中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这一点无论是在决策层还是学术界，都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共识。但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并不是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就会自动出现中高速增长。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潜力有可能变为现实，也有可能变不成现实。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根据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变化，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构建起与新阶段新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否则，中高速增长潜力的释放就会受阻，中高速增长就很难变为现实。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是很大的，比如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处理、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等，而且支持这些领域建设的钢材、水泥等工业产能都是过剩的。但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到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就不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这些投资需求筹集到比较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潜力就很难实现。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中国居民每年有1万多亿人民币要花在国外购物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近年来不少实际案例说明，尽管导致中国产品质量档次提升缓慢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与中国政府监管有效性及市场秩序不良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往往起不到优胜劣汰的作用，而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们在监管标准、监管执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再比如要素供给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比如劳动力成本问题，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高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中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
最近我们在广东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负责人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中国同样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主要低在能源、资金、物流等方面，这些方面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也要靠改革。
还比如，现在鼓励创新发展，而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环境的。比如，通用航空、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反映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多。
关键还在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进一步壮大和拓展经济发展新动能、夯实经济稳定增长基础的关键，是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尤其在简政放权、改进服务方面，进展比较明显。
但是，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部署比较多，举措比较多，而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里边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有在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一是在改革的内容上，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培育增长新动能要着力改善供给，这一点不难理解，也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普遍认识。但同时也应看到，充分挖掘和释放需求侧潜力，对于培育和拓展经济新动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进能够充分释放需求潜力的改革，比如前面所说的农村宅基地改革、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改革等。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要处理好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既要重视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也要重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这两个方面要同时着力，不可偏废。现在大家一说到新动能，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想的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实际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新动能，而且是现阶段更大更重要的动能。
同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技术路线可行，什么产业有前景，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等等，都不是能够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的，而是一个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的经济功能主要应当是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大胆创、大胆试，否则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争论而裹足不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在总体原则方向确定的前提下，要进一步鼓励地方、基层结合各自实际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同时，要容忍改革者犯错误，容忍改革失败，为地方和基层大胆试验创造良好环境。
四是在改革动力机制设计上，要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 张军扩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