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连发两个文件充实地方财力，引发大家对中央“让利”地方的关注。先是确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后仍全部归属试点地区；接着，提出铁道部集中缴纳的铁路运输企业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由中央收入调整为地方收入。
不过有关专家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让利”并非治本之策，未来需要在规范分税制的基础上依法明确责任与权限，多种思路改善地方财政，有效地摆脱地方债务困扰。
地方吃紧中央驰援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仍然疲软，这使得以经济增速为主要目标的各地方政府焦急不已，不断推出规模宏大的投资计划，以期刺激本地经济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和8月，部分省市发布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涉总额就超过10万亿元。仅发改委9月份集中公布的60个项目批复公告，投资规模预计就达上万亿元。
面对地方巨大的资金缺口，中央的“让利”被部分媒体认为是杯水车薪，难以缓解地方财政困境。有的媒体甚至表示，由于地方财政乏力，隐患较多，或陷债务泥潭。
“1994年分税制的时候财政收入只不过约5000亿，难以兼顾中央地方两方利益，如今的财政收入过10万亿，有条件同时照顾两方面利益。这仅是开始，未来逐渐会有更多的税种参与调整，地方将获得更多权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教授刘玲玲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不过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经济学家李炜光对本报记者表示，受制于经济环境和结构性减税，中央财政目前本身压力很大，对地方的支援能力有限，地方政府未来债务危机的隐患很大。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资产定价研究中心主任陈龙曾对2011年至2015年的地方综合财力状况进行了估算和预测，从2011年到2015年，在乐观假设下地方综合财力累计收入为88．98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累计收入为74．3万亿元。2010年地方综合支出总额为10．96万亿元。假设2011年到2015年，地方综合支出锁定在2010年的水平上，那么在乐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34．17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19．48万亿元。
“政府不能再增添负担了，靠投资刺激的规模越大未来的压力越大，经济恢复健康很难依赖投资解决。债务隐患酿成财政危机，那风险就大了。”李炜光说。
刘玲玲表示，前几年财政分配体制改革步伐太慢，都是面对困难的被动改革，这限制了地方政府改善经济状况与投入民生建设的精力。
分税制还需要规范
针对分税制要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面前被迫调整的预测，专家们认为，税制重在规范、完善。
刘玲玲指出，“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思路，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这是调整中央地方财权关系的重要线索。需要一次大的变革，中央与地方的税种体系、税种结构、发展思路都要明确，通盘考虑建设、基金、基本运作等各种预算的协调，地方应具有知情权，转移支付的过程需透明公开；现行的体制无法做到地方预算的超前性。
李炜光则认为，分税制重在法制化的规范这个体系，做到权责明确，确定清权力界限；地方只有具备了自己的权力，地方财权才能真正形成，才能谈财权事权分配的问题。
财政部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同比增加317亿元，增幅仅4．2%。此前，多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调控经济要注重市场要素，在7月、8月，企业、公司的债券就发行很快，形成较大规模，市场潜力很大。而现今M2按92万亿来算，那民间掌握资金的总数可能高达46个亿。能调动民间资本，就不需要地方政府负担这么多了。除关系核心利益的长期和重大项目，应动用市场化手段调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刘玲玲说。
“如今中央地方责任不明确，地方财权是中央给予，责任也模糊，这影响了法制化和经济学化的财权分配使用，无法达成社会共识，也就无法建立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追责机制。”李炜光表示。
给社会资本解压
“要避免债务泥潭，除了要建立厘清中央地方权责和经营范围、专门建立各级债务预算的规范分税制外，还必须开拓发展思路，多利用市场原则优化投资结构、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度。此外，结构调整中通过升级换代、开拓市场生存下来的企业，未来对经济的贡献会逐渐发力。”刘玲玲说。
李炜光认为，发展地方经济是重中之重，地方好了经济也就根本好转了，因此需要继续给社会减压、松绑，坚决推进减税政策，让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市场和消费。
据商务部监测，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8006亿元，比2011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增长15%左右。全国各省市统计结果也纷纷出炉，大都有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百分比。
刘玲玲认为，这说明民间有充分的消费意愿和资金储备。目前在项目投资领域，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度和地位还不够，未来政府不需要自己冲在前面投资，而需要让民间资本清楚投资方向，给予其政策保护、维护其效益。投融资手段应多样化，政府起引导作用，让民间资本参股调动其积极性，地方债务将大大缓解，而效率却不一定低。
针对拉动消费的策略，刘玲玲表示应考虑中、高、低端收入群体不同状况，针对不同人群调整产品种类、结构、数量，鼓励各群体消费。对进城务工和城镇化地区新生成的非农业人口，需通盘考虑，从主体上解决他们的基本民生问题，能较好的挖掘该群体的消费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