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蔓延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入新发展阶段，要牢牢把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变道超车”机遇，加紧布局新兴产业发展，以新发展理念汇聚创新和改革合力，引领中国经济驶入“新赛道”，高质量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新科技新产业深刻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深入观察可以发现，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发展的新兴产业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新兴科技的产业化进程伴随着新型材料革命、通用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以及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在多个维度上协同推动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再造;二是新兴产业在核心技术和硬件层面上兼容互通，大多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超强算力以及高性能传感器等智能硬件为支撑，集中体现出新科技革命的群体性突破，促进了不同产业之间以及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基于数字转型的深度融合;三是科技创新与市场化应用结合更加紧密，产业化周期缩短，商业模式重构和消费升级的拉动效应更为显著;四是数据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和开发利用引发制造范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进而改变要素定价和收益分配机制，重塑贸易规则和竞争格局;五是尽管新兴产业并不必然形成清洁低碳的产能，但相比传统产业，其技术起点和发展理念总体上更加绿色，在国际社会不断强化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能源转型升级相互促进，将共同助力人类社会实现“碳中和”。
近年来，发达国家加紧制定未来产业行动计划，重振实体经济，抢占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如2019年，美国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确立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科学和5G四项关键领域;同年11月，欧盟则在《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中强调将数字化与绿色化同频共振作为发展新兴产业、加快经济复苏的根本路径。
总体来看，主要工业大国发展新兴产业的重点与其科技创新强项和产业“长板”高度契合。其中，美国将布局重点放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硬件(高端传感器、芯片设计开发)、生物(医疗)科技、太空开发等方向;德国的优势集中在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日本则深耕精密零部件、先进材料、机器人等产业，一批长期专注于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的日本企业在全球新兴产业链条上占据着难以替代的重要环节。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调整
大数据时代，只有掌握优质数据资源的企业才能成为新兴产业的主导者。目前，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领军企业正在加快数据资产化进程，这些企业凭借数据优势将会分流甚至部分取代传统制造巨头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进而改变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战略属性及其增值效果。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入智能硬件设备开发和服务型制造等领域的竞争，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充分利用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资源，意图将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环节控制在企业内部。
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链条式的分工深化以及由大规模外包支撑的一体化生产网络，新兴产业的分工触角不断向企业内部伸展，加之现阶段新科技的“创造效应”尚未完全释放，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不成熟，动力不足，致使全球价值链收缩“变短”，国际生产体系趋于区域化的布局态势得以强化。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分享了全球化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其比较优势有可能被削弱，嵌入新兴产业价值链的路径可能受阻，从而在新的增长点上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从侧面进一步凸显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战略意义。
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发展基础和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前瞻谋划未来产业”作为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新兴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多个省市将发展未来产业写进“十四五”规划，纳入地方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并且创新投入、产业扶持、资金支持以及人才政策等也逐步到位。同时，以推动新基建为契机，我国数字化基础设施更新换代迎来投资热潮。随着5G、智慧能源、智能交通等新基建项目的投运，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得以巩固升级，为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工业化，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到2020年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不仅赋予中国经济抵御各类外部风险的强劲韧性，更为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数字孪生等新科技新产业新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不断成熟的应用场景以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持续的科技投入和积累使得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5G、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科技领域相继实现重大突破。在国际科技竞争的多条“新赛道”上，中国开始由历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学习者和接受方转变为原始创新的发起者以及标准和规则的提供方。
进一步得益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生产消费等环节生成的海量数据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环境，中国正在快速成长为数字经济大国，技术研发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核心价值实现全方位发力，逐步具备了建设数字强国的条件。而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无接触”智能化应对需求促使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等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加快进入“实战”状态，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领跑者的重要地位得以巩固提升，有利于培育形成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现阶段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国互联网大型企业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技术能力快速提升，在相关行业的市场实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双创”活动日益活跃，国内一些创新创业团队瞄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方向持续跟踪研发，在新兴产业的多个细分领域发育出一批独角兽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市场主体构成逐步优化。
问题、挑战及制约因素
新兴科技的产业化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实际上，科技成果转化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创业团队解体、资本不当炒作、对接商业模式失败、消费者认知度低、政策跟进不及时、监管方式不合理等多种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障碍和投资预期收益风险，导致新兴产业发展走弯路、遇挫折。
国际竞争多于合作。历史经验表明，新兴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往往会发生深刻调整。现阶段，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新兴领域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颠覆性创新一方面带来“无中生有”的市场机遇，另一方面在完成对旧技术和产品体系迭代的同时，放大了决策失败的破坏力，一旦失败便会造成市场扭曲和资源浪费。由于我国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在基础层算法研发应用、工业参数积累和系统性采集开发等方面以及高端传感器、智能芯片、多功能材料等硬件制造领域尚有短板弱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以及能够对照模仿的目标对象越来越少。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下，全球科技合作受限，开放创新机制以及人才交流渠道被封堵，高科技产业供应链断点频现。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科技创新竞争和全面升级的大国博弈，只有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才能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同行并跑进而实现超越领跑。
推进路径相对单一。目前，我国新兴产业虽然整体上处于发育成长的初期，但部分领域却出现了低水平扩张的迹象。一些新兴产业发展起点不高，在起步阶段嵌入了价值链低端环节，并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致使技术含量和新产品附加值偏低，新商业模式盈利预期不明朗。另外，在政府的扶持下新兴产业吸引大量资本进入，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门槛拉低、无序发展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在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大数据等行业表现得较为突出。投资拉动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却难以创造差异化的“利基市场”，一旦新兴产业及其商业模式的市场机会被快速稀释，将会制约研发投入和技术升级的可持续性，最终导致其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缺乏后劲。
资本运作尚待规范。总体来看，新兴产业具有技术颠覆性和数据要素密集的特点，但不同行业在产业化程度、商业模式、市场潜力、资本接入方式、政府政策跟进等方面参差不齐。在资本市场上，一些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的概念被反复炒作。不可否认，新兴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类型资本的参与，但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资本过度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新兴产业的正常发展秩序。
发展理念滞后。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对企业和政府决策者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一些行业主管和企业领导人主动学习意识不强，知识更新不及时，对新兴产业发展规律认识不到位，企业的战略和发展目标跟进脱节，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对路，对这些领域竞争范式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及影响缺乏预判，致使市场规范和监管制度建设跟不上行业发展需要。必须清醒认识到，虽然新兴产业正在加快赋能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但现阶段其辐射带动作用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部分新价值的实现来自于对传统市场和就业岗位的挤出与替代。一些新型业务及其盈利模式游离于市场规范、商业法律和税收体系之外。有别于传统产业市场势力形成的机理，新兴产业的部分收益并非得自企业的专用资产投资，而是无偿或低成本使用了个人数据资产和既有公共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头部企业”滥用数据优势、市场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危害。
人才储备不足。人才供给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规模缺口和结构性偏差既是新工业革命下通用技术和主导产业更迭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下困扰各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新模式新业态为中国就业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凭借就业灵活、进入门槛低、工作时长自主性强、收入相对较高等优势，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电商直播等新兴职业快速分流了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大规模应用自动化、智能化机器设备使得“机器代人”提速，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及政府就业政策带来了新挑战。而在人工智能、物联网、AI芯片、新药开发等领域，顶级研发和管理人才更具稀缺性，这类人才及其团队的流动甚至会影响到相关产业的要素配置和全球布局，成为国际人才竞争的高地。长远来看，人才培养和储备是关乎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要求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创新人才培养引进模式，不断完善人才政策和科研激励制度。
立足新发展阶段，要在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生态上下足功夫做好文章。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自主可控，实力锻造长板，将国家战略性需求转化为提升科技创新实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动力。在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发的基础上，前瞻设立一批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实施工程，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同时，推动科技、产业、财税、投资、金融、贸易、就业、环境等多种政策融合和工具创新，共同支撑新兴领域的重大科技创新、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市场开发和消费理念更新、技术和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产业链延展增强、竞争规范和贸易规则重构，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创新激励效果，加快新兴领域的商业化市场化进程。
二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同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社会构建，打通各类数字端口。通过政府采购，提高新产品新模式的市场认知度和辨识度，引导消费升级，助推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充分释放。
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行业发展环境。一方面，鼓励各类资本有序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不断优化数据要素交易机制及数据收益分配方式，科学预判新兴产业组织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创新监管模式，切实维护企业数字权益，保护消费者隐私安全。
四要加紧制定实施新就业计划，改革高校专业设置，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云运管工程师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程师，以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开发专家等紧缺的专门人才;政府、市场、企业、个人联合投入，为在职员工量身定制适用的知识再造和能力提升方案，打造数字劳动力梯队，扩大新就业岗位。
五要坚持开放集成式创新，创造条件，凝聚共识，克服阻力，发掘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新方向新机遇，以构建数字规则体系、推动形成碳交易机制、应对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为着力点，共同开启数字转型、低碳发展、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