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个阶段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命题，有着纵向和横向的内在逻辑，而且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路径。
纵向逻辑：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这得益于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根据学者对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划分，提出高质量发展命题时，我国基本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具体来看：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643亿美元，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中段;我国一次、二次、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6%、40.5%、51.9%，符合后工业化阶段一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小于10%、二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小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要求;工业结构中，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为33.9%，接近工业化中期;空间结构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接近60%，并且按年均1个百分点增长，很快将进入工业化后期;就业结构方面，一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26.98%，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
高速增长是工业革命后才有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曾有过或正在维持着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但高速增长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六大阶段，包括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大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一般而言只有在成熟阶段才会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高速增长，一旦经历过成熟阶段，对经济增速的追求转而变成对大众消费和生活质量的追求。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高速经济增长只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当工业化完成后，这种高速增长将不复存在。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未曾出现某个经济体持续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经济体的发展轨迹都遵循“螺旋上升”规律，即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会有所下滑，但经济发展质量会不断提升，使得该经济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提出高质量发展，是理论演变与现实发展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一是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的产品质量。这需要借助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革提升要素的质量而实现，技术进步对要素质量提升的渠道是提高要素的结合效率和剩余价值转换为资本的使用效率。二是中观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的结构质量。马克思认为如何实现社会总产品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生产生产资料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部类需要保持部类之间、部类内部的构成比例平衡，即有必要保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这就是结构问题，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保持供需、产业、市场等方面的结构平衡和有效。三是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要求高的生产力质量。生产力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如果生产力水平较高，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都会提高，从而提高由劳动提供的使用价值量。
横向逻辑：产业国际转移呈现新特点
根据产业转移理论，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会在区域间或区域内进行转移。历史上，大致有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输出地为英国，目的地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主要是美国)，这次产业转移使得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50至60年代)输出地为美国，目的地包括日本和联邦德国，美国保留集成电路、精细化工、汽车、精密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出去。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70至80年代)输出地为日本和美国，目的地为“亚洲四小龙”，日本和美国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重化工业转移出去，本国重点发展机械、汽车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还发展航空航天、电子等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业。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输出地为日本、美国和“亚洲四小龙”，目的地为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和日本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直接对外投资(FDI)以及跨国并购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当时外商有撤离中国的倾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点：一是以目的地消费需求为导向。如果说前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是目的地“被动”接受输出地的产业，那么这期间的国际产业转移更加注重目的地消费市场的需求，比如转移至中国的产业更加注重迎合庞大的消费潜力与市场规模。二是研发与国际产业转移并行。前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为转移产业而转移产业，输出地保留了大量研发与创新环节，但随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多跨国公司在目的地设立研发中心、增加研发投入，成为目的地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能源与原材料成为产业国际转移的重要动力。作为要素成本，能源与原材料一直是产业国际转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各个国家、各个跨国公司对能源与原材料的“争夺”异常激烈，对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来说，与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相关的产业倾向于向这些国家集聚。
目前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认为全球正进入第五次产业国际转移。根据赛迪智库规划研究所的成果，第五次产业国际转移以中国为输出地，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为目的地，呈双路线转移的特征，即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中国中西部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部分高技术产业与产业链高端环节回流至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这可从两个例子看出：一个例子是2017年中国纺织机械出口前五位的国家分别为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占全部纺织机械出口额一半以上;另一个例子是科尔尼咨询公司统计显示，2010—2014年回流美国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6、64、104、210和300家。在面临第五次产业国际转移的背景下，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对短期阵痛与长期有利的预判，将倒逼制造业创新和价值链提升。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再依靠过去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创新引领、结构调整和全面开放。具体而言，高质量发展应遵循如下路径。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交织叠加的矛盾，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改革，单纯依靠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已然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因而需要从供给侧入手。要着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主攻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增强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产业国际转移造就了曾经的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工厂”，也成就了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工厂”，先进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及作为产业国际转移输出地的国家，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应培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我国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移动。要营造保护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社会风气，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创新创业成为社会风尚，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弘扬劳模与工匠精神。
第二，创新引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需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更多发挥创新引领型的高质量发展优势。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注重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要瞄准世界前沿科技，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又要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科技强国和质量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要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切入口，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要培育创新人才，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造就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
第三，优化结构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是总量问题，另一方面是结构问题，就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结构问题的矛盾更为突出，因而优化结构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优化城乡结构，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切入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优化区域结构，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切入点，大力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建立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引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注重协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城市群发展等。
第四，全面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等，在新的阶段实施全面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强能源资源合作，尤其是加强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开放合作，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政策，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引导高科技、高质量的跨国企业在我国注册经营，保护外商合资合法权益。要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创新外贸发展模式，加强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竞争力，巩固出口市场份额，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