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不可能仅仅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而得到克服。
2011年以来，各界开始关注实体经济困难的问题。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降到8.1％，实体经济困难的问题更加引人关注。
这个时间点有很重要的信息含义，这次是在外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发生的企业经营困难。因此，外需不足、外部原因不应该是这次实体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观察到外需不足、出口下降，这是事实，但是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可能不在国外而在国内。我们要去观察，是只有中国的出口在下降呢，还是其他新兴国家的出口也在下降？或者中国的出口在下降，但是其他新兴国家的出口没有下降，甚至在增长？
我个人在微博上发问：您是否使用过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国家生产的衣服、鞋帽及其他日用品？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不少人回复使用过或者正使用着。过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出口品，现在正成为我们的进口品，这说明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对我们的劳动密集产品形成替代。
的确，中国的剩余劳动已经基本用完，中国靠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你坐国际航班，发现空姐都是空嫂和老太婆。但是你看看国内航班，一个个如花似玉，水灵灵的。你说人口红利还在不在。像我这样的60后退休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就不在了，就会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劳动成本上升是好事，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上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发展经济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劳动成本不上升，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呢？如果真的是因为劳动成本上升使我们的实体经济陷入困难，倒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在高兴的同时，我们也面临产业升级的考验。
我担心的是劳动成本上升之外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实体经济出现困难。大致来说，这些因素及其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是：
首先，税费高昂，上游产品垄断高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根据网上的一些数据，三公消费的规模，以及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的税费应该不低。去年财政收入增长25％，但是GDP增长多少？9.2％。时寒冰、聂辉华的实地调查表明，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是远远超过美国的。我个人的实地观察和时寒冰、聂辉华的调查是吻合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做的实验表明，同一车货物，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从广州到北京的运输成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竟然低于在中国的销售价格，这其中高额运输费用是重要原因。
其二、高房价伤害了实体经济。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资产泡沫化过程中，实体经济的收益率是不可能赶上资产市场上的收益率的。这样，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钱反而要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从银行获得授信额度，只拿出一部分做实业，其余则投入到高利贷市场，参与炒楼，这在全国不是少数。当然，随着房价被控制，这方面基本得到了控制。不过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来。那些前期参与炒楼炒地的企业，很容易陷入亏损和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其次，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像我们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主要表现在高房价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实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在高房价下，企业很难低成本雇到工人。我们要研究，像我们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到底有多少是高房价推动的。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么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当然，这里户籍制度、孩子就学难等问题也制约了我们沿海地区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其三，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极大挤压。郭台铭在清华演讲时讲，汇率波动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企业不得不对冲，而且汇率波动影响企业成本核算，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其四，金融制度缺陷，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但实际上，企业向银行贷款1000万，银行会要求企业存1000万，然后给企业开1000万承兑汇票，企业拿汇票再到另一家银行贴现。企业不仅要承担6％-8％的贷款利率，同时还要承担7％的贴现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支出，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6％-18％。不仅如此，广大中小企业还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
其五，与劳动成本上升相伴随，我们的产业结构要跟着调整，但是产业结构越是高级，越是对产权界定、法治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做得更好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的教育跟上了没有？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跟上了没有？应该说没有跟上，问题很大。一方面企业难以聘到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昂，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者工资并不高，这本身就反映出我们的职业教育存在问题。
我个人的研究，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是在IT革命、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盛行、以及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这五个约束下成就的非常态高增长。华尔街金融危机其实是这种非常态高增长的强制性回归，当前我们和西方国家都面临结构调整问题。西方要降低本不可维持的高福利、高工资。在中国来说，则是要推进体制改革，克服软预算约束，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外需转移到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轨道上。但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说中国，怎么提高消费率？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增长有极限，你不可能每天工作24小时吧。那么怎么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收入的问题，于是又是产权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应该说，高增长的条件已经改变，我们本来就要降低增长预期，从一个8％以上的高速增长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我个人的研究还表明，政策激变会巨幅拉高市场利率，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这一轮的企业经营困难，部分原因正是前期政策激变的负面作用在发酵。故宏观经济政策稳定至关重要。这一轮的企业经营困难，也是前期财政、货币双重扩张，政府过度投资的恶果。
有些学者主张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假如你做内需，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做外需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在古代，经济中心原本在中原，为什么到了当今就转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当今是全球化时代。面向全球生产，沿海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
我的判断是这次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产业政策可以克服的，需要全面、系统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