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经济学对此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论述。
经济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物质产品是社会的真正财富，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非生产性劳动是服务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主义初期、即市场经济初期的重农学派认为，作为实体经济的农业部门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会使物质财富本身增加，即使用价值的增加。而在其它部门，例如加工业、服务业，只不过把已经存在的各种物质因素重新组合，组合成一种新的产品形态或使用价值形态，但并没有使物质本身增加，并没有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同样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当英国古典学派的先驱威廉·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候，指的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亚当·斯密更是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古典经济学把财富的内容扩展到了制造业，但不包括服务业。
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研究的是实体经济。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由这样的前提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的概念是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指一个生产周期内两大部类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被严格限制在物质生产部门，即在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掉一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亦即当年创造的新价值，可分为V＋M两个部分。其中作为V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自己的消费创造的价值，作为M的部分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要在社会所需要的非生产部门重新分配的。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都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探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视实体经济，不仅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由实体经济出发，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向实体经济倾斜，包括从事实体经济的产业工人的工资都要高于服务行业人员的工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的现代服务业的出现，人们对实体经济的内容有了更符合经济实践和时代要求的认识。现在我们所讲的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农业、制造业，而且还包括现代服务业。一、二、三产业各自所占的比重取决于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等。
当前的国际经济对比更能说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且缺少有效的监管，以至成了雾里看花式的赌博。德国在此次危机中所以表现良好，是因为德国人一直致力于实体经济，现代制造业十分发达，德国银行一直立足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过度虚拟的金融衍生品不感兴趣。我国对危机中所以有积极地应对，也是因为我国经济的着力点依然在实体经济。虽然金融衍生产品也曾经被一些人看好，但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就由美国次贷危机给了我们一次免费午餐，我们幸运地中止了发展金融衍生品的积极性。
真正的经济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对社会有物质财富贡献的经济发展。真正的经济增长是通过创新，诞生了一批新的产业和新的企业，引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膨大剂”吹大的经济增长。
三次工业革命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通过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年到1840年，发生在英国。这次工业革命的划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场生产的棉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到1950年，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通信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飞机等。生产越来越多地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制度得到了广泛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由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性工作的兴起，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新兴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等等。纵观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引领了经济一个长的周期的发展，没有三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新的产业，就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经济的真正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增长，则来自于IT产业和网络经济。世界经济这一轮经济周期所以迟迟难以走出低谷，尽管原因很多，但没有新的产业兴奋点无疑是主要原因。当务之急是通过创新催生新的产业，而不是再一次使用膨大剂。
客观地讲，虽然实体经济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在应对世界性的相对危机时较为主动，但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很不尽如人意。如果把实体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的阶段，有相当创新内容的阶段，有世界驰名品牌的阶段，那么我国大部分产业仍然处于第一阶段，最多只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与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等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发展阶段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的层次。
在当前不仅提升实体经济的档次需要创新，走出危机，寻求新的产业兴奋点也需要创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非不重视创新，而是创新还是停留在号召的层面，创新依然迟迟难以发生。我们应当研究的是创新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现实。
1、创新来自于体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的机器
创新不同于发明，创新必须成为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首先是一种体制的激励。尽管在其它经济类型中也有惊人的发明，但只有市场经济才把创新变成了一种常态。市场经济下的创新对企业是生死攸关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生产者总是想获得超额利润，这来自于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外在压力，是一场形同于“军备竞赛”的竞争。对竞赛胜利者的奖励就是超额利润，而失败者则往往被淘汰出局。
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创新。企业家所以成为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原因在于他们要首当其冲地承担市场的压力。当然，他们也存在着征服的意志和事业成功的快乐。企业家通常具有冒险精神，创新者的思维通常表现为与传统的不一致，甚至是“异端”，我们应当培育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甚至不是创新的关键因素，关键是市场机制。18世纪的不少创新者，例如詹姆斯·瓦特等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人们可以发现，正是市场经济促进了技术进步，进而把技术进步变成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市场机制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好的机制可以吸引人，激励人，造就人。
2、为了使创新成为自觉行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不是任何举措都可以称之为改革，只有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举措才是改革。据此，改革的着力点一是要平等进入，有了平等进入才有平等竞争。二是尽可能地减少审批和对个别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审批和特殊政策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寻租而不是创新。审批是让审批者去判断，市场经济应该是企业家去判断。三是有利于创新的机制应当是稳定的政策，是可以有长远预期的机制和政策，这样的机制和政策可以产生长期行为。创新本身是一种长期行为。政府有形之手的频繁动作不利于企业的长期行为。政府不必亲自开车，政府只需要修建一条高质量的公路，至于车的快慢则由在公路上开车的司机，即企业家去把握。四是减税，让企业家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创新。要全面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容易产生寻租的空间和机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