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对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了战略部署。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实现发展目标，需要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加快经济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上的良好趋势，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增速高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如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进出口总额等，都处于合理区间，增长的态势更加稳固。经济动能转换加快，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成为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
但同时也应看到，制约我国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尚未解决，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特别是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一些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占据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但却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一些企业非主业务扩展过度，降低了国有资源使用效率。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攀升，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迅速攀升与近些年国有企业非主营业务的快速扩张密切相关;另一个是近些年来地方国有企业的扩张速度快于央企。其二，一些“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占据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数据显示，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两千多户，涉及数万亿的国有经济资源。其三，地方投融资平台迅速扩张，占据大量国有资源。近些年来，地方国有企业快速扩张主要是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扩张所致。这些投融资平台占据大量的信贷等国有经济资源。与其他一般国有企业相比，投融资平台大都不具备独立偿还能力，并且自2015年后其举债不再属于政府债务，致使这部分国有经济资源的流动性较弱，降低了其配置和使用效率。
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对当前稳定经济增长、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不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利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全球竞争力，这要靠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实现，而不是靠“铺摊子”“扩业务”。“大”，须以“强”和“优”为基础和前提，是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特征的“大”。相反，靠“铺摊子”“扩业务”等实现的“大”，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大”，恰恰是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一种表现。
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削弱了中期经济增长动能。由于大量国有经济资源被一些“僵尸企业”、低效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占据，必然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引发了抬升资金成本、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具有较好发展前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因缺乏信贷等资源，制约了其发展潜力，不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甚至有些“本不该死”的中小企业因缺乏信贷资源而死掉。此外，一些“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占据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而且还容易形成呆坏账，积聚财政金融风险。
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导致我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呈现诸多积极变化，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良好解决。推动经济进一步好转，亟待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一方面，通过调整、优化国有资源配置结构，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挤出效应”，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资源环境，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国有资源配置效率，化解结构性失衡，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为中长期经济发展积聚新动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需要配合国有企业“去杠杆”，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存量结构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在“消虚胖”的基础上，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资源使用效率。
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使其削减非主业、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既是加快国有企业“去杠杆”、提高国有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之举，也是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使其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之策。应采取资产处置、产业间整合等方式，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不大的非主业，可通过市场化的资产处置方式予以解决;对于具有一定的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非主业，则通过产业间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企业竞争力。
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释放国有经济资源。将处置“僵尸企业”、特困企业与去杠杆、去产能、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对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技术竞争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却又因各种原因暂时困难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优化组合的方式，盘活现有资源，提升企业经营和竞争能力;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而又长期亏损的企业，则应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处置等方式，将其占据的财政、信贷等资源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或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压缩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规模，消解地方债对深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约。地方债规模巨大，不仅积聚了财政金融风险，而且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资源空间”和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为此，需要疏堵结合，既要强化流量管理，更应着眼于存量调整，并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应建立省级资源统筹和改革协调机制，在削减存量债务、融资平台转型等方面实行省级统筹，即在省级范围内，统筹财力分配、统筹公共资源全局调整、统筹融资平台转型与改革。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采取债务化、处置资产、转换股权、资产证券化、信托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压缩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规模。
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提高国有经济资源使用效率。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优化、调整财政投入的结构与方式。整合现有财政专项资金和基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财政补贴方式、退出机制和补贴工作机制，合理调整补贴的范围，防止骗补行为。对于一些不适应发展需要的补贴则要及时退出。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金融部门杠杆率的总体稳定，调整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继续优化融资结构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稳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