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农村积四十年改革开放功效，已然沧海桑田，景象一新。这个变化人人可见一斑，但窥其全豹似属不易。现象纷扰之下，若没有概念系统的更新提升，就可能会失去坚持改革的定力。
得益于农户获得相当大的自由选择权，市场的强大渗透之力有了作用空间，中国农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农世界，中国农业也不再是简单的自给自足农业。这进步绝不仅仅是粮食的持续充分供给，更是农业经营组织体系静悄悄的变革。这是我多年间观察中国农业农村的基本认识。这里用两个案例调研证明这个判断。
农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呈现中国特有的农业专业化分工景观
河北邯郸某普通行政村是笔者在20多年里持续跟踪调研的地方。到目前，该村的户籍人口还在缓慢增长，但农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家户已经不再使用传统农具，全村找不到几把锄头。村里大部分家户的劳动力实际上已经不再下地，他们要么将土地转移至种植大户，自己变成了拥有土地承包权的“不在地主”或“在家地主”;要么花钱购买劳务，从种到收由专业户完成，自己变成了“记账农户”或“地畔农户”。这些农户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农业从业者，当然也不是什么传统小农。如果这个村庄在粮食主产区有代表性，那么，我国粮食生产从业者在相关户籍家庭的总量中，估计要减去相当的比例。中国有2.1亿户小农是高估了。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农业专业化分工景观，其对于中国农业效率提升具有深远意义。
对上述情形，理论界有深刻误解，以为这里存在一种所谓“传统小农户+专业化服务”机制。这个需要澄清。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传统小农户与服务商的联姻是十分短暂的。农村家户会很快发现，守着几亩地不如去外面打工，抛开田间操作更具理性。农村家户里的女主人不但不会被农业束缚，还能带孩子进城。如果暂时没有进城路径，农村家户为了降低闲暇成本，并不情愿与服务商合作，西部城市化落后地区的农村家户至今宁愿用牲畜耕地就是例证。在这里，并非服务商不作为，实乃作为的基础不存在。真正可以持久的“农户+专业化服务”机构当中的农户是大农户。这才是普遍规律。
目前农业专业化分工格局存在的问题
这种格局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
一是人口布局问题。现有城乡人口布局与城乡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也与城乡居住品质提高的要求不适应。大量脱离农业的人口分散在村庄，因人口规模过小，公共服务效率太低，所谓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巨大。但笔者相信这个问题会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政策调整逐步缓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农业和农民问题，而是一个城市化中的诸多政策的协调性问题。
二是真正的农业问题。尽管我国农业专业化水平有显著提升，但专业农户的盈利水平和竞争力仍不敢恭维。地租率过高使专业农户的成本居高不下。承包权分散在农村承包户手中不能有开放性交易，使土地整理的效益难以发挥出来。即使专业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比较大，也不能改变地头农业经营者在市场过度竞争中的被动地位，其实欧美农场主也逃不开这种格局。在他们的收入总额中，真正取自地头农业的比例在20%左右。这种背景下如何保障农民收入水平不至于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欧美的经验是形成一种机制，让专业农户分享农业产业链的收入，而非主要依赖政府补贴。
新兴互联网企业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办法弯道超车?从另一个案例调研中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国新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拼多多带动商家在海南三亚等地建立了热带水果基地，通过平台向消费者直接推销芒果等农产品。几年来，从这个基地所演化出的热带水果产业链规模化运作系统中，可以看出极有意义的现代农业特征。
一是借由互联网企业信息集成的强大功能，为农业全产业链的规模化运作创造条件。平台给消费者“拼货”提供了方便，也降低了运销成本，最终降低了产品价格;反过来促进销售规模的扩大，形成良性循环。依托这种规模化优势，环节上的分工也可以生成独立经营主体。摘果、地头搬运工作由本地家户的劳动力承担。选果、包装、向集散中心运输，由代理公司负责。从集散中心派货到消费者收货，由类似圆通、中通这样的物流企业负责。拼多多网络则集成全部信息，同时将全产业链上各种生产消费主体的功能定位记录到每一项电子货单上。
二是产业链规模做大以后，给消费者保障提供了可能性。过去我们不太理解的那种“消费者是上帝”的欧美商业准则，其实是规模化经营下能够生成的商业理性。货品质量在源头得到监控以后，在规模经营之下的千分之一的退货率引起的成本损失，要小于总额的千分之一。恶意反复退货的信息非常容易捕捉，最终在大的时间跨度里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企业就可以大胆实行明智慷慨的退货、退款做法。
三是产业链规模化经营将会推动依赖农业产业支撑的专业市镇崛起。目前我国食品产业链的总值大约是食品原料总值的4倍左右，长期看，这个倍数还会提高。去除地头农业环节和大中城市的零售环节，粗略估计我国农业产业链上5万亿左右的经济总量可以支撑小城镇发展，加上产业关联的乘数作用，保守估计可以有15万亿左右的经济总量能支撑小城镇发展。考虑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关变量，这个经济总量可以支撑2.5万人规模的城镇达1万个左右。从欧美经验看，这种小城市正是专业农户分享农业产业链收入的根据地。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必须登上这个台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