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个城市群出现“互访热”。多地党政代表团到周边省市考察学习，并且均由党政“一把手”带队。
在京津冀，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3月17日至18日分赴天津和河北考察，河北省党政代表团在3月22日到天津考察。
在长三角，上海市党政代表团于3月16日至18日先后赴江苏、安徽、浙江学习考察，江苏省党政代表团随后于3月20日至23日前往上海、浙江、安徽学习考察。
在粤港澳，广东成为广西和贵州考察学习的共同目的地。广西、贵州党政代表团分别于3月17日至18日和3月23日至25日前往广东省。另外，广西党政代表团还于3月18日至19日赴海南考察交流，贵州党政代表团则于3月26日至27日前往广西考察交流。
正如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在学习考察总结交流会上所说，“大家带着学习的态度和比较的视角，都有‘不看不知道’的震撼、‘还可以这样’的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刘治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的三个大引擎，对北方地区、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区有很大的经济带动作用，要下好全国经济这一盘棋，首先要把这三个城市群作为车、马、炮摆上棋盘，“这一轮互访，是中央给予它们的任务使命，通过区域合作、产业互补，起好步、带好头，在政府换届之年实现开门红”。
三大城市群内互访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到其他省市考察学习并不是新现象，最近几年已是越来越频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曾在2019年发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通过对近30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方党政代表团在5年间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的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为考察学习的次数逐年递增。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政代表团赴其他地区考察学习是一种较有特色的政策学习，因为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参与对接，政策学习的效果更加明显。
不过，相比往年的考察学习，这一轮互访更为特殊。今年是换届之年，率领地方党政代表团互访的几乎均为新上任的党政“一把手”。此外，据马亮此前的调查，地方政府考察学习的密集期通常是5月~8月，因为夏季地方政府的灵活时间相对充裕。但这次，各地党政代表团都是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启考察学习。
马亮认为，这是因为今年是疫情放开后加紧发展经济的关键之年，“所以各地都铆足了劲希望大干一场，也自然会催生时不我待的互访需求”。
这一轮互访还有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大背景。随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调查研究成为各地部署工作的高频词。在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召开的总结交流会上，信长星就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大兴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既要认真学人之优也要切实扬己之长，既要扎实补短补弱也要努力变弱为强。
另外，这一批党政代表团互访相较以往，还有个鲜明的特点，即就近原则和区域一体化特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内部省份互访。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三个城市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关键。刘治彦指出，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且能辐射东北和西北;长三角是长江流域的龙头，对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有一定的示范和拉动效应;而粤港澳对周边的福建、广西、海南、贵州等省份都有拉动作用。
因此，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各地党政“一把手”新上任之后，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区域重大战略，需要互相熟悉，当面沟通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思路。
另外，新的环境与条件也在促使中国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党政“一把手”进行更多的沟通协调。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贡献率下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显著减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分布特点决定了内需潜力还很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刘治彦也提出，省与省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仍有很大的潜力，相邻省份可以形成产业链的互补、创新链的互补，形成合力，通过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出1+1>2的效应。
科技创新成重要主题
从京津冀、长三角再到粤港澳，尽管各地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学习目的地存在差异，但也有明显的共性，“从考察主题来看，背后都是经济驱动，致力于通过跨地区合作来推进经济增长。”马亮说。
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政策学习：网络、结构与特征》一文中，马亮曾指出，城市之间考察学习的内容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发展，比例高达71.5%。这一特征直到现在仍十分突出。
马亮补充说，和过去相比，这一轮党政代表团互访考察主题更加聚焦和精细化，而不是大而化之，体现出考察的针对性和靶向性更强。具体来看，在经济发展这一考察学习内容中，“科技创新”成为所有党政代表团都极为重视的考察主题，大量考察行程与其紧密相关。
陈耀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互访来加强创新资源要素的流通，推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各地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途径。
3月18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天津考察时，专门前往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其是京津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累计注册企业突破4000家。据报道，北京市代表团走进协同创新展示中心了解园区发展历程，察看重点企业和研发机构创新成果展示。
在随后的北京市·天津市工作交流座谈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指出，要把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的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共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创新增长引擎能力。
长三角的党政代表团在考察学习中，有更多与科技创新相关的行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党政代表团考察的地方或对他们极具吸引力，或是因为党政代表团所在省存在该方面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安徽合肥在一些前沿技术领域拥有优势，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在等离子体物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取得诸多重大科研成果，因此成为上海和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考察目的地。上海近几年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就专门前往上海大数据中心学习。浙江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周边省份在产业链上形成互补，科技企业申昊科技公司和紫光恒越公司也在这次成为江苏省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对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多地党政代表团在考察学习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内容时，都直奔企业一线，马亮认为这体现出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关注。
在贵州党政代表团的考察学习中，企业就具有很强的存在感。3月23日至25日访粤期间，贵州党政代表团前往腾讯、华为等企业，就深化合作与他们分别进行了交流。党政“一把手”向两家企业给予贵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家企业加大在黔投资力度，加快在黔项目建设。
此外，贵州代表团访粤期间，2023粤黔产业协作大会在深圳举行，现场签约产业投资项目23个，涵盖基础材料、现代能源、大数据电子信息、酱香白酒、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材料等产业，促成一批产业项目落户贵州，签约总金额达到493.1亿元。
陈耀指出，除了学习经验，地方党政代表团互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招商引资，尤其瞄准产业链的链主企业。贵州省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一年来，贵州全省先后引进广东省项目1590个，约定投资总额约3000亿元。根据贵州省投资促进局的数据，2022年贵州全省41%的合同金额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协调发展如何更进一步
从多地党政代表团的互访行程不难看出，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已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从当下来看，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刘治彦指出，在于产业链的整合。
这三大城市群产业链整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京津冀地区产业链整合速度较为缓慢，产业链整合程度还不够。刘治彦认为，北京对周边地区带动有限，天津和河北之间产业关联度较低。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大数据分析处处长杨道玲在今年3月发表《基于大数据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指数研究》一文，他对京津冀地区2015~2020年的产业协同发展指数进行了逐年计算与分析后得出结论，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基本达成了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区域发展的地位，但是在2017年前后，出现了产业协同发展的下滑趋势。
在刘治彦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配套支持政策、营商环境、公共服务需要相匹配，然后才是产业一体化，最后实现整体的一体化。
从这次互访行程来看，京津冀地区正加快推动这几方面的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党政代表团互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三座城市互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或战略合作协议。以京津两城共同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例，协议指出，双方将健全协同机制，共同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围绕功能承接平台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自贸试验区创新联动、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拓展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来看，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天津专门前往察看海河综合治理改造工程，这也是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过去几年到天津考察学习时多次光顾的重点。另外，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河北期间前往白洋淀实地察看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强调，要加快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功能，深化区域流域协同治理，统筹城水林田淀系统治理，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坚决当好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随着京津冀党政代表团互访，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正得到推进。日前，北京市医保局、天津市医保局、河北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京津冀区域内就医视同备案工作的通知》，自4月1日起，京津冀各统筹区参保人员在三地区域内所有定点医药机构住院、普通门诊就医、购药，无须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横向对比来看，长三角的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
张可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区域合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方政府主导，第二阶段是企业主导。长三角地区在1992年已经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合作转向企业主导的区域合作，一体化程度较高。
不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有需要攻坚的难题。张可云说，在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长三角城市如何克服地方利益，不搞小圈子，避免恶性竞争，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长三角各城市都在发力光伏产业，竞争激烈，因此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
刘治彦也指出，长三角区域行政壁垒情况仍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区域差异壁垒和行政管理壁垒，前者主要因为行政区块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后者则是因为空间层面上的行政划分，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
刘治彦建议，长三角区域应整合现有各大都市圈，构建沪宁两大经济圈，其中上海经济圈应统领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南京经济圈则统领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两大经济圈内部应加速推进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创新资源、产业协作和生态环境共治等方面一体化。
在粤港澳，近几年，粤黔和粤桂在东西部协作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
从广东与贵州的合作来看，大数据、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张可云说，贵州的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都具有明显优势，且地质、气候等条件适宜建设数据中心。近几年包括腾讯云在内的企业陆续把数据中心布局在贵州，成为“东数西算”工程的典型，有效促进了东西部协同联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贵州能够与广东形成产业互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
陈耀也认为，贵州已经“找到了一条好的发展路径”。不过，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大量人才，而贵州作为欠发达省份，在引进人才方面还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还需要推出更多吸引人才的政策，推进产业壮大。
广西的产业基础则比较薄弱，优势项目不多。陈耀认为，广西可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生产制造环节，例如面向东盟市场的电子加工组装和芯片封装测试企业，发展新兴产业。
数位专家都指出，当前，各城市群的党政代表团互访，必然会将区域内的省际合作推向新高潮，不过也会有省内部的各自考量。接下来，仍需中央统一规划和统筹引导，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