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系统集成的载体，也是资本、土地、资源、人力、技术等经济要素配置的空间。城市特有的这种系统集成、综合载体的功能，决定了城市以什么模式发展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具全局性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性问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与社会重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建立与中国转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是当代中国发展遇到重大战略性问题。目前正在全国进行的政府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存在着诸多隐患：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让中国城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上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新能源革命是嵌入中国未来城镇模式的内生革命，是决定中国特色城镇
模式的时代维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一次将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时代推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革命。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证明，决定人类文明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演化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能源形态的变化（张孝德，2010）。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不仅仅是能源转换的革命，而是导致当代人类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科技范式到文化形态转型的文明形态转型的革命。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能源替代问题，而是在能源替代的背后，涉及到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生活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覆盖全世界的新能源革命，却成为决定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时代因素，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成熟定型，而当代中国城镇化尚处在模式形成的发展时期。所以，面对同样的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影响，将会成为嵌入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内生影响，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定型城市模式影响则要弱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革命是影响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的时代因素。新能源革命对未来中国城镇模式嵌入式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定位中国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从成本外化工业化城市向成本内生生态化城市转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解决城镇化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冠名于生态城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山水城市的名称非常流行。但是这些冠名生态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生态化城市。因为这些冠名的生态城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城市存在的成本外化的工业文明病。目前威胁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危机是能源和环境危机，而能源和环境危机的根源于成本外生的工业经济模式。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可以免费使用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而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并非如此。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基础上的工业经济造成外生污染成本，成为当代人类无法承受的代价。作为工业经济载体的工业化城市，自然也是属于成本外化的城市模式。让城市真正成为生态文明载体生态化城市，必须是生态内生的新城市。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为成本外化的工业化城市向成本内化的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可能。由于可再生能源，具有可再生与使用过程中低排放或零排放的特征，从根本上解决了不可再生能源具有的有限性和污染外生的两大弊端。如何让新能源嵌入的未来城市发展中，成为走向内生生态化城市模式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能源革命对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与对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具有不同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已经定型，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的高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走向生态化城镇化道路是存量改造路径，存量改造必然涉及到退出成本。而中国城镇化率只有51%，处在城镇化发展中期阶段。由此决定中国走向生态城镇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模式。所以，中国走向生态城市化具有西方发达国家不具有的优势。
由于中国属于人均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如果不能探索出一个有效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走出一套低能耗的生态城市之路，那么中国资源将无法承受中国城市化。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当，而中国国土面积承载人口是美国4.6倍。这意味着中国国土资源对城市化承载力要高于美国4倍。目前中国城镇化刚过50%，已经出现了能源告急。据水利部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46个重点城市中，45.6%水质较差，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充分利用时代给予中国的“增量嵌入”的发展优势，走出一条满足中国人口大国需要的低能耗的生态化城镇，是中国城镇化必须思考的大战略。
2.中国乡村文明复兴获得新机遇和新优势：从城乡对立向城乡两元共生成为可能
新能源革命给予中国特有的“增量嵌入”的发展优势，又具体表现为中国乡村新能源发展的新优势。传统的化石能源是一种非均衡分布、适用于大规模开发、集中使用。化石能源的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成本越低；越是人口规模小的小城镇和农村使用传统成本越大。而新能源恰恰相反，新能源相对均衡分布。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再生能源，而且越是人口少的地方人均可利用新能源数量越多。新能源的利用不需要运输成本，可以直接使用。新能源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新能源使用优势和市场不在大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与农村。从化石能源决定的工业化城市模式看，中国拥有庞大农村人口是中国实现城镇化的最大包袱。但是按照新能源决定生态文明看，农村则成为利用新能源发展的优势空间。
目前在中国农村低成本使用新能源的资源优势，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目前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技术领先度，中国走在世界前面的三项新能源技术和产品，都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它们是遍布中国农村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农村推广的沼气、以中小城镇、乡村为主导市场的电动自行车等。沼气和太阳能热水器市场之所以在中国农村，除了新能源低成本利用优势外，还在于中国农村尚未形成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不存在退出成本，可以直接嵌入。而已经实现城市化的欧美国家则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总之，新能源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文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化石能源支持下的工业文明时代，乡村文明面临着被城市所替代和终结的命运，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面临着复兴与发展新机遇。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就必须重新定位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在传统能源支持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一条城市替代乡村，城乡两元文明归于城市一元的城市。那么，在21世纪，新能源革命支持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将是一套乡村与城市两元文明共生的发展之路。按照工业文明的逻辑，国际主流一致认为21世纪是城市发展世纪，而按照生态文明发展的逻辑，21世纪则是乡村文明复兴与发展的世纪。
3.城市空间模式转型：小规模化、田园化城市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
新能源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同时也改变着未来城市发展模式。传统化石能源为大城市发展提供了发展优势。但是新能源支撑的未来城市发展，受城市所在地生态能源有限的制约，决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新能源的城市规模，只能是一个有限的规模。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认为，目前全世界的大型城市都面临着道路拥堵、房租昂贵以及环境质量下降等发展问题，破解之道则在控制城市规模。从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看，比较理想的城市人口应该是在40万左右。从目前新能源利用的发展趋势看，小城市以及乡村在使用新能源上具有明显优势。鉴于现代大城市、大工业化带来的诸多文明病，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30多年前就写过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早在19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所设计的理想中的田园城市，也是小城市。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舒马赫所追求的小就是好的，还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只能是一种愿望，因为满足小的就是美好的田园城市的能源条件和技术条件并不存在。但是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小的就是好的将成为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小城市不仅是充分利用当地的新能源的生态城市，也是避免诸多大城市病的最适于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园城市。
不能缺失的灵魂 如何让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内生到中国特色城镇模式中，实现永续传承与发扬光大，如何在中国城镇化模式设计和目标定位中，为中国的乡村文明的复兴与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是中国城镇化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和难题。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识。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升温，出现了国学热。从经济的视角看，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依托古代高度发达与成熟的农业经济而形成的。古代农业经济的载体是乡村。所以，依托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明之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与此相反，西方文明始于工商业经济，由于工商业经济载体是城市，所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农业文明发展世纪，同时也是被西方史学界成为黑暗的中世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复兴，也是依靠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搞城市化，不用担心传统文明传承中断问题，而当代中国搞城市化，则必须考虑中华民族五千文明传承问题。而当今被城市化、被工业化解构的中国乡村，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自我保护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乡村，而且也是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乡村。我们在推进中国城镇化中，如果不能对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仅简单地按照现代工业经济的生产力标准、货币化财富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乡村，那么我们将会在中国城镇化中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在当代中国城镇化模式中，让中国乡村成为生态文明载体的一元而存在，其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乡村本身，而是一种文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既需要汲取西方文明的营养，更需要从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找到民族自信和智慧。
当我们把中国城镇化视野，从盯住西方转向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来考察时，则可以发现，中国走向城市与乡村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之路已经成为一种时代和历史必然。正在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天人和谐文明观、低碳经济的消费观、回归生态与传统的新幸福观都为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与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时代契合。我们今天所开发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形态的新能源，就是中国五千年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在道法自然、天人统一观的指导下，如何利用天地蕴藏的可再生能源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成为古代中华民族最大的生存智慧。如何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创新结合中，走出一条基于东方智慧的生态城市建设之路，应成为新能源革命的新内涵。
模式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当代中国城镇化，同时站在两个历史的最高点上。第一个最高点，是新能源革命催发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第一个制高点，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留给中国“三高技术”。所谓“三高技术”，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交通和通讯技术是对城市发展模式影响最大的技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初，在传统铁路和电话技术支持下形成了人口集中、大城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逆城市化。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出现，除了城市膨胀、环境污染造成的倒逼动力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高速公路和汽车、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拓展了城市空间半径和产业分布的半径，大幅度提高了城市人口和要素流动的机动性。由此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口与产业向郊区拓展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在逆城市化发展推动下，城市郊区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而当代中国城镇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三高技术”之上的高起点城市化。“三高技术”城市发展模式将会形成三个革命性影响：一是由单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结构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变。由于“三高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要素机动性和集聚速度，彻底改变了原来大城市通吃的竞争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多功能组合成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将会出现由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城镇化向要素流动的城镇化转变。基于传统技术的城镇化，是人口跟着要素的集中而流动；而“三高技术”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随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这样就可以使原来分散居住的许多农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现代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在传统技术支持下的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产要素单向大城市中心流动的格局，形成大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新格局。
“三高技术”虽然是当代人类共享的技术，但三高技术同新能源一样，对中国的影响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高速信息技术与现代高铁技术，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城市化背景下出现，而现代“三高技术”则是在中国城镇化起步阶段就发挥作用。那么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城镇模式影响则是内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镇化从一开始，就在时代制高点上。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就没有必要重复西方模式。中国应按照三高技术提供技术条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城镇化之路。
无论是新能源革命形成的时代维度，还是中国文化传承决定的历史维度、以及“三高技术”提供技术维度，均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是城乡两元文明共生模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如何让乡村文明在城镇化中成为独立一元而保留下来，这是个世界性难题。西方城镇化是城乡两元文明对立，城市替代乡村最终走向两元归一的城镇化。但是在新能源革命、历史文化和“三高技术”等“三维因素”决定下中国特色城镇化，从根本突破了城乡两元文明对立的局限性，使承载着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与承载着工业文明的城市两元文明，从两元对立走向两元共生成为可能。首先，新能源革命为中国乡村文明死而复生开辟了新空间。中国乡村不仅使用新能源具有城市不可比的优势，而且，其顺应自然，低能耗、低污染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态文明时代倡导新方式。其次，无论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历史必然，还是在生态文明时代被激活的中华文化复兴大势，都赋予了中国乡村文明在新时代复兴与发展的新使命和新功能。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天时，那么中国文化则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地利，而被现代人类创造的三高技术就是人和。
二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空间模式应当是人口均衡分布、人与自然和谐、小规模城市与大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能源和交通技术支持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走了一条人口高度集中、高能耗、高污染的大城市群主导城市化之路。在新能源和三高技术支持下的中国城镇化，则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人口均衡分布、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为了利用土地资源，在中国形成以乡村和小城镇为主导的人口分散分布模式。中国历史形成的这种分散的人口模式，恰恰与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方向相吻合。如果中国城镇化模式重复西方、以及拉美国家的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那么人口迁移的城镇化将是一个成本巨大的城镇化，相反，如果按照“三维度”决定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那么中国城镇化将是一个以要素流动代替人口迁徙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城镇化。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也是一种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顺应中国国情的低成本城镇化。
三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定位，应当是满足低碳生态、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的、为大多数人幸福服务的城镇化。在GDP主义盛行的中国，基于单一经济增长追求城镇化率的中国，我们必须反思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是什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题词，但是要让城市成为满足美好生活的城市，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从城市发展总体目标定位看，一个能够满足幸福生活的城市，有两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即是这个城市必须是低碳城市，因为只有低碳的城市，才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城市，在能源与危机压力下，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城市环境，无法满足生活美好最基本要求。大量事实证明，幸福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持，但物质满足到一定程度后，幸福生活的提升与物质增长的关联度越来越低，因为幸福生活持续提升需要精神需求的满足。所以一个城市能够满足的幸福生活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均衡发展。除此之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将城镇化发展目标回到满足人们低碳生态、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的目标上还不够，还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一定满足大多数人幸福的城镇化。其实在新能源、三高技术、中国文化决定的城乡两元文明共生、小规模与大城市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模式中，研究内含了这样的发展目标。
而中国特色的城乡两元共生、小规模与大城市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本身是一种满足低碳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物质与精神和谐发展新人口居住模式。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单纯依靠城市不行，单纯依靠农村也不行，满足多元化需要和多元化生产的生态经济需要城镇村多元化共生载体来实现。
目前存在的以西方城镇化为参照系的进行的城镇化，是一种严重偏离时代要求、偏离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要使中国城镇化真正回归到中国特色的目标上来，需要目标矫正。需要从工业文明导向的城镇化，转型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导航的城镇化上来；从文化与主体缺失的盲目跟随西方的城镇化，转向立足中国文明之根、传承民族文化之魂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在这两个大前提下，按照时代给予我们的“三高技术”，重新顶层设计中国城镇化空间布局，从目前的非均衡盲目最强大城市的发展转向城乡共生、大中小均衡发展的战略上来。要实现目标矫正，必须矫正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方向偏离的畸形动力。目前存在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是一种动力畸形、导致城市间恶性竞争的非理性城镇化运动。如果不对这种非理性推动的畸形动力，进行遏制，那么中国城镇化很难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轨道上来。（张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