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两会开始后，各地则通过各种手段对外“吹风”。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对本报记者说，按照克强副总理的说法叫做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他还透露，这个“城市群”已经做的协同工作，将力争“与全国城镇化规划中的城市群规划是一致的”。
新型城镇化政策红利形成前夕，中西部多个省市正在通过代表团人大议案，或向中央领导层直接提出建议等方式，传递新型城镇化政策需求。与过去争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城乡统筹试验区等手法不同，各地正使用“城市群”概念，向中央和全国人大吹风。
有两片至少涉及6省市约2.8亿城乡人口的“城市群”，已经由重庆、江西、安徽等省市形成议案，准备或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国家级重庆成都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又称“国家级中部城市群”）。除此以外，以城镇化为主体的议案提案，也在本届两会占据显要份额。
“抱团”在两会前就已开始。今年2月23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市长陈俊卿和其他三省省会城市首脑在武汉达成《武汉共识》。“我这次有个议案，打造‘中部城市群’，凸显我们国家在下一个五年快速发展的一个区域，议案已经分发到江西代表团的每一个代表手中征求意见，武汉、长沙、合肥三个城市也提出了内容差不多的建议。”陈对本报透露。
两会开始后，各地则通过各种手段对外“吹风”。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对本报记者说，按照克强副总理的说法叫做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他还透露，这个“城市群”已经做的协同工作，将力争“与全国城镇化规划中的城市群规划是一致的”。
以代表团名义提出重庆成都城市群议案后，重庆当地曾邀集成都媒体了解这一方案。有消息称，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发改委目前尚未形成最终意见，但重庆仍将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和公众。其议案显示，成渝地区已有城乡统筹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此次又在城市群设想中，希望突破一些多年存在桎梏的政策。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6日说，国务院有望在上半年出台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实施方案。多方采访信息显示，批准先行先试，赋予政策红利的一贯做法将会延续。对于城镇化议案热潮和一些已经开动的土地开发工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张晓山则认为，“各地都在强调城镇化，（要警惕）实际上是打着城镇化的名，对农民进行的最后一次‘剥夺’。”
“抱团式”议案
两份城市群方案显然针锋相对。长江中游城市群采取了“四省会城市中武汉牵头，南昌跟武汉、长沙、合肥分别呼吁中央关注、支持中部城市群的发展，也是中部崛起。我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下一步我认为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是中部城市群。”陈俊卿说。
市长们采取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张庆军说，合肥、武汉、长沙、南昌都有想法，在给国家提的政策建议中都涉及到了。他们建议国家考虑把这四个市作为一个集体试点区域，给一些相应的政策。和陈俊卿一样，长沙市市长张剑飞也发起了一项《关于大力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建议》的议案。他们都谈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九江调研的讲话。张剑飞的议案写道：“2012年12月，李克强副总理在九江市召开的区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先沿海兴旺起来、再沿江加快发展，梯度推进，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长江中游地区，既属中部地区，又属长江流域，是谋势布局的重点。”
陈俊卿也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江西九江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提出了对外要开放对内也要开放，也提出了对内开放最好的地区是沿着长江黄金水道这个中部城市群，也谈到了要形成一个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中部城市群，还谈到了要疏浚长江水道，着手规划中部城市群，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
仅两个月之后，四个省会城市即在武汉形成共识，还签订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科技资源相互开放和共享，鼓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创业资本等科技要素流动，建立医疗服务共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跨市结算等11项部门之间的协议。
此外，其他周边“节点”城市也试图尽快融入。全国人大代表、九江市长殷美根告诉本报记者，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九江视察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要在国家的层面推动区域合作，要在中部先行先试，打造长江中部城市集群。九江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对于下一步合作的步骤，殷美根分析：“南昌市牵头提了一个议案，我们也加入到其中。我准备向中央提出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首先要制定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规划，第二要出台支持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的意见，第三要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机制，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是不行的，要不就是各自为政了。”
政策需求各自表述
重庆成都城市群议案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明确政策需求，包括进入国务院《城镇化发展规划（2012~2020年）》，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国家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建设“公交城市”。在重大项目布局、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群；探索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外来人口定居的规模挂钩。拓宽融资渠道、稳定融资来源、降低融资成本。
其中涉及到该区域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原有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中亟待加快推进的部分。比如地票交易范围扩大，实际上可以提升其较远区县土地的交易机会。建设用地规模和外来人口规模挂钩能使其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能获得更多土地指标。而在政府性收入增幅缩减后，拓宽融资渠道则是当地最紧要的问题。
相比重庆而言，四川省成都等地的土地交易制度则有所区别。两地在新兴产业引进方面，也一直存在竞争关系。长沙、九江等城市市长提出的方案中，也重点突出自身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土地方面的需求。
“城市群”概念还承载着更高的预期。安徽省正在研究制定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省实施方案》，则提出六项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实现突破。二是在产城一体化上实现突破。三是在要素配置上实现突破。四是在公共服务上实现突破。五是在社会管理上实现突破。六是在推进机制上实现突破。
从字面上实际上配合城市群规划，希望提升其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事实上，也需要国务院整体规划赋予更多行政权限。同时各个城市的扩张规模也已经基本设定。比如九江市也提出打造长江中游特大型城市，2015年中心城区面积达到1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0万人口，未来的九江打造150平方公里，300万的特大城市。
这背后的资金需求，各地目前表述还比较模糊。同样处在长江边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就算账说，我们做了农民资金补偿方案，并做了预测分析，资金的压力是最大的。“我们预测需要150亿左右的资金，每个农民都非常需要这笔钱。跨度30年涉及到52多万人，不同时期、不同征地标准、不同群体之间的政策水平是不一样的。”
小规模的地方尝试也在进行。南京市正在10个乡镇推行新型城镇化试点。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绍泽也介绍，这次市十个试点镇，市财政拿出10个亿支持试点，但是，面对城镇化的巨大投入，财政是难以支撑的。
“地方应该明确，城镇化本身是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应该符合经济规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不符合规律，搞完之后往往适得其反，而且会造成很多后遗症。实际上你首先要考虑城镇化怎么样能真正促进产业发展，有没有这个条件，另外城镇化现有的地是不是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了，这样把中国的山河重新布置完之后，就是没什么想头了。这一点上各地应该很清醒地看看。”张晓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