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这些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什么停摆问题，而且硕果累累，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反对“四风”、惩治贪腐、纠正宽松软状况;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使之进入了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学习这篇重要讲话对我来说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对长期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想法，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由治党及至治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一个时期里，经常听到一种议论，即认为这些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摆，只治党没治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他还论述了这些年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仅据此就可看出，那种认为这些年党对政治体制改革没作为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既涉及政治立场，也涉及思想方法，还涉及如何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等问题。
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该如何认识?这里有一个参照系问题。如果认为只有照搬照抄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之类才算政治体制改革，那的确是“停摆”，但那种东西不是我国广大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里提出的“根本尺度”，即衡量标准的参照系问题非常重要。对于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之类，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领导人早就指出了，不适合中国国情，决不能照搬照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讲话所说，属于不能照此改之列，坚决不能这样改。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这包括历史传统、民族基因、革命经历和现实需要等诸多方面。根据这样的国情，从邓小平1980年8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起，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走的从治党及至治国的路径。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关键，是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二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改革总的目的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此后，党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且，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更加明确起来。不抓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特点，离开了这个特点，来谈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就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反对“四风”、惩治贪腐、纠正宽松软状况;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使之进入了新境界。
第一，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视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而且强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党的关于依法治国的文件中，像这样将党的建设内容融入法治建设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尽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之后提出，但它的灵魂和统领作用在这里充分展现出来。全面依法治国，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但是，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全面从严治党，它就根本无法实现。
第二，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理论创新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理念，从宏观战略言，扩大视域看，首先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首次提出的思想，在延安整风时强化。制度治党是同制度治国一起由邓小平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中首次明确的。据此，党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治党和治国紧密相连，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能力的体现。全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坚持这个统一，才能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治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
第三，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重要制度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汲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智慧，将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上那套自上而下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的监察体系作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借鉴，成立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这是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既利于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实行全覆盖，也利于健全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是约束、监督和制衡权力体制的新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正在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步骤。
由治党及至治国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径，愈益宽广，愈益走向成熟。
从实践上看，这些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什么停摆问题，而且硕果累累，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径。这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停摆”论，而且也廓清了社会上的思想困惑，使我们能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独特路径和光明前景。
其一，这是由我们党的先进性质和执政地位决定的。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迸发，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有力保证。这就是坚持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根本道理。
其二，党的现实状况促使我们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邓小平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1980年代前期，经济犯罪日趋严重，邓小平就提出党风建设要长期抓，坚决刹住这股风。国内政治风波之后，他明确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消除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对新组建的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党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决心。
其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党越来越坚定了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信心。曾几何时，社会主义阵营撑起了地球的半边天，使另一半边一度闻风丧胆。但有的国家长期固化、不思改革，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触目惊心的教训。有鉴于此，我们党愈益坚定地走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