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当前，我国仍处在一个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历史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国极其难得的黄金发展时代。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可预见与不可预见重大挑战
对中国而言，当前或今后我国所面临哪些重大风险和挑战?又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并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将压力转变为动力?我们需要从新的高度、国内外视角，做一分析和展望。
所谓重大挑战，是指能够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破坏和严重困难的重大事件和突出矛盾，这些重大挑战既可能是根源于国内的深层次矛盾，也可能是来自国际或全球的重大危机及外部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任何重大的国内挑战都有可能演变成国际性挑战，在任何重大国际危机爆发时，中国既不可能独善其身，又不能推脱国际责任。
此外，按照重大挑战能否被预见的特征，还可将其分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两类。所谓“可预见”(即“灰犀牛”)事件，是指该重大挑战能够被人们根据其发展特点、规律、趋势进行预判，从而在事前进行主动性防御，降低或化解其负面影响的事件。所谓“不可预见”(即“黑天鹅”)事件，是指该重大挑战的发展规律尚未被人们充分掌握，无法就其发展趋势和可能性进行准确预判，因而只能在事中或事后进行被动性调整。这些事件或挑战也常常交织在一起，“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引发出“灰犀牛”事件，而“灰犀牛”事件也会导致“黑天鹅”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以往任何国家或本国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当今我国面临的挑战具有复合型和全局型特点，这里从内部与外部两个视角展开分析。
内部面临的重大挑战
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步加快。2015年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34岁，2030年达到79岁，将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呈现未富先寿特征，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少子化，2000—2016年期间，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从22.9%降至16.7%，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我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人口比重从2010年达到高峰(为7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20年下降至71.2%，2035年下降到66.6%。
资源环境约束。从基本国情来看，资源环境仍是最大的短板。水资源短缺仍凸显，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但仍很突出，特别是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污染防治难度大，土壤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地面沉降、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生物资源流失等尚未遏制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质量需求与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仍是长期的渐进的持续的持久战。
能源气候安全更为凸显。我国能源自给率呈下降趋势，按能源生产和消费万吨标准煤统计，从2010年的86.5%下降至2016年的79.4%，其中石油自给率从46.3%下降至35.6%，未来时期自给率还会不同程度地持续下降。我国能源结构仍属于高碳化类型，尽管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11年的70.2%下降至2016年的62.0%，下降了8.2个百分点。碳排放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排放总量仍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占世界总量比重高达27.3%，是实现全球减排的最大责任者。
极端突发性重大灾害冲击。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国家，灾害类型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巨灾时有发生，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在网络和自媒体时代，极端突发灾害的冲击易被舆论放大和扭曲，容易诱发各类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事件。
国际恐怖主义危害。随着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和旧的国际秩序逐步瓦解，国际恐怖主义正在国际化、全球化、长期化、高技术化、隐蔽化，与宗教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更为复杂。而且随着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上万国内企业投资者走出去，几百万出国留学生、劳务人员走出去，上亿国内游客走出去，都有可能遇到各种突发性事件，如何保护海外中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各种利益，成为十分突出的新挑战。
债务危机。次贷危机后全球的负债急剧增长，世界负债水平达到历史以来的最高峰，客观上存在外部债务危机的冲击。同时，中国也存在着内部债务危机的隐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总负债率达到249%。到2016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7.33万亿元，政府债务的负债率是36.7%。
信息和网络安全。在该领域，既有针对个体和企业层面的黑客攻击、病毒攻击和信息窃取，也有以“斯诺登事件”为典型代表，针对主权国家的信息监控。既有民间领域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和各种系统漏洞，也有诸如“震网病毒”等基于军事目的的网军和信息战，两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除了病毒、漏洞、加密与反加密等传统领域的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还有类似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货币”对各国货币主权形成挑战和侵蚀的新生事物。
外部重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进一步整合之后，金融工具过度创新、信用评级机构利益扭曲、货币政策监管放松等因素相互交织，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危害越来越大，几乎每1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欧银行业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和急功近利的投机型公司治理模式，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排除未来还会再次出现类似的国际金融危机。
地缘政治及冲突。我国始终面临来自周边的不稳定、不安全挑战。我国陆上邻国有14个，海洋周围国家有10个，始终存在许多潜在地缘政治热点，如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这些地缘政治热点不仅会受到不可预见的当地政治气候的影响，还遭受强国直接插手影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石油消费比重占世界总量的12.8%，但国内石油生产量占世界比重只有4.6%，而马六甲海峡对我国石油进口通道的“咽喉效应”依然明显。
核事件和核扩散。该挑战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核战争威胁与军备控制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与“核扩散”问题。总体看，核武器向全球扩散趋势难以遏制，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并没有绝对可靠的保障。
主动作为，转危为机
中国进入新时代，战略机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化挑战为机遇。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国家治理能力，从应对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国家安全体制，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障国家安全的实践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第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2013年11月，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席。该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通过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了对国家安全的领导。
第三，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全党的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学会“下先手棋”，提高对重大挑战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提出处理危机的预案，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