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工作水平和履职能力，解决好官员不作为、乱作为和提升基层居民获得感等问题，需要在互联网基础上探索建设网络政府、平台政府和“政府-公众朋友圈”，以此实现政府流程再造，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水平。
这里说的平台政府，就是政府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分解为三个部分：需求、供给和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精算的供需匹配平台，利用互联网建立起“协同治理”与“服务众筹”模式和在高新科技基础上建立分布式、点对点等基于互联网的横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负责某一行业、某一部门的工作人员与自己的服务对象建立社交网络圈，增强互动、沟通、交流、合作、创新，每位居民管理自己的政府官员就像管理网约车的驾驶员那样简单——打分、批评、奖励、晋升;让服务人员和普通市民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平台政府借助于私人的力量创新公共价值，配置更多公共服务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用平台定义政府的服务与治理，也就赋予了现代政府以最新含义。相对于滴滴或“优步”等商业平台来说，在平台政府监管方面要确保公众的安全、平台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在社会治理方面要确保公共秩序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建平台政府，就意味着建设政府自己的APP，供公众使用，这是政府流程再造的核心点。
平台政府主要通过政府的网络体系和网络平台把官员和民众直接联系在一起，民众通过网络接受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服务，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直接进行评价，监督部门通过网络平台检测系统对官员和公众行为进行监督评价，开展信誉定级并测算其工作效率。平台政府的建设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提高了政府效率，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会大大迈出一步。
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倒逼政府流程再造
平台政府将对接企业平台这一新的商业模式。不仅社会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企业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这就是企业的平台化趋势。例如，我国安徽省的荣事达集团在推进互联网融合过程中已经由传统的家用电器企业发展成为创新平台、融资平台、销售平台，成为家电行业中“触网”的标杆。这个平台的基本特征，正如布劳克曼所描述的，如今“工厂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而变成了全球网络。产品不再是由一个工厂生产，而是全球生产。创造附加值已经不再通过产品，而是通过产品方案。创造附加值的过程不再是通过线性规划，而是越来越多地自我组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通过网络联系、服务外包、网上采购等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规模短板，不断发展壮大，建构自己的商业模式。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尤其如此。这种商业模式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而发展。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倒逼政府流程再造。
传统政府的管理体系是一个分级系统，这个分级系统的资源就是官员和公众。平台政府的要求是，政府不是简单地使用PC技术，而是要实实在在改变自己的工作流程。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个别官员不作为，懒政现象严重，人民群众不满意，久而久之，会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要通过平台建设来实现政府决策和执行政策的透明化，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以及官民互动。当整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的时候，政府官员只有持主动的态度才能博得社会的认同。
通过政府平台对官员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一切皆可被评分”，任何人想要衡量的特征都可以通过数字评分获得。“按照今天的说法，‘政府不应该在商业中选择赢家和输家’，这不仅因为它缺乏即时市场信息，无法判断卖家和买家创造的市场价值，而且因为政府决策者还可能受到特殊利益的驱动而以权谋私。”通过官员和民众的智能手机把他们纳入数字平台，通过APP对政府和公务员行为进行全面评价，将促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变革。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