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成熟的历史事实，便不会产生成熟的思想理论。“中国奇迹”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存在的“话语贫困”，却构成了当前我们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开启中国话语呢?
正确开启中国话语，要识破“伪问题”误导下的话语陷阱。时代日新月异，问题层出不穷，当今时代无疑是一个纷繁复杂的问题世界。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毋庸置疑，任何时代的话语体系构建都不能将时代问题排斥在外，问题意识的牵引与支撑须臾不可离。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话语本质上就是将一系列中国问题及其科学应答作为自身“历史出场”的路径方式。离开作为原点的中国问题，就不会有中国理论的“修于内”与中国道路的“彰于外”，由此催生的话语建构也必然只能沦为虚妄的空谈。问题是话语的起点，这种共识虽已广泛达成，但我们同样要看到，重视问题并不一定等同于中国话语的正确开启——问题有真伪之分，问题意识亦有正误之别。真正问题意识的确立需要经历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等一系列过程，每个环节无不充斥着特定的价值判断与技术偏好。“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察觉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此毫不讳言。不难看出，近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迭起及其所带来的空前冲击，无疑正是西方话语主导下问题意识长期推销和弥散影响的后果。从“中国崩溃论”的精心炮制到“中国威胁论”的重新鼓噪，再到力证“普世价值”，抑或是将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全部打上新自由主义的底色，“伪命题”铸成的话语陷阱可谓比比皆是。如果不能对问题进行有效甄别，我们便极容易被有问题的“问题意识”蒙蔽和误导，在发现、筛选问题中“错把冯京当马凉”，在研究、解决问题中“反认他乡是故乡”。如此一来，存在的真问题非但未能得到正视和解决，既有的理论自信和制度优势也会在“伪问题”的误导下逐渐丧失。因此，正确开启中国话语，就必须坚持正确的问题意识导向，努力破除来自“伪问题”形形色色的迷信和干扰，将人民立场贯穿于话语建构的整个流程，精准锁定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总问题，真正从时代的深刻矛盾运动中不断萃取建构话语所需的新鲜养料。
正确开启中国话语，要基于批判性建设的话语生成。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理论品质。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批判性，他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于是，辩证法“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任何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话语体系都不再被当作格式以及剪裁多元化人类生活的“唯一准则”。对于这种批判精神的理解，不乏有学者认为，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亟须改变以往只扮演批判者而非建设者的单一角色，我们虽然可以在锻造批判武器过程中不断获取精神快感，但付出的却是现实世界中自我放逐和日益边缘化的惨痛代价。事实上，这种看法人为地将批判者与建设者的双重身份外部对立化，歪曲和误读了这种基于批判性建设的话语生成方式。在马克思的语境下，批判并非世俗所理解的消极被动的否定和解构，而是在自身内部亦呈现出十分自觉和鲜明的建设性和肯定性;批判对于现实的强烈指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存在，而是致力于如何在不断突破现存中走向未来。无论是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是对鲍威尔、拉萨尔等“带有字样的”批判，还是对蒲鲁东、巴枯宁等所作的“大写的”批判——这些都充分表明马克思所弘扬的批判精神从来不会为了“批判”而批判，科学的批判总是包含着内生的建设性。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段基于批判性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生成史。恩格斯曾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形象地描述为“术语革命”，并且认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短暂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因此，正如同“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语)，中国话语的正确开启也需要在批判性建设的话语生成中不断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作者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