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课题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北京 100860 课题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课题组，组长：陈凤翔;成员：吕学军、唐海军、冯茵、张光平、王慧晶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党在从严治党方面遇到了困难与挑战，管党治党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问题在部分党内相当突出。针对新环境、新困难和新挑战，部分政党采取了诸多举措来严格管党治党，并呈现下述基本特点：以治理党内普遍的管理松弛为重点;以建章立制、健全完善规章为抓手;以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为着力点，增强其对党的忠诚与奉献度;以强化党的纪律约束，严治党内各种乱象和丑闻为突破口，提升党的行动能力。国外政党的相关经验教训及举措，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战斗力，进而全面推动依法治国进程，无疑具有警示与启迪意义。
关 键 词：国外政党/管党治党/做法/启示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政党政治，政党作为本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领头者，长期以来在引领社会、示范民众中发挥重要作用。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从严治党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面对时代和形势的新变化，国外一些政党日益重视对自身的规范和行动的校正与塑造，尤其在加强理想信念、严格组织纪律、加大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惩治上下功夫，通过严格管党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的良治和对民众的有效引导，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总结。
一、国外政党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受冷战结束的国际大环境变化以及本国国内形势演进的深刻影响，国外大多数政党普遍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内管理松散，违规违纪现象频现，从严管党治党无论在思想、理念、制度、机制和环境上，都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多数党谈不上从严的问题，这对党的正常运作尤其是执政造成严重损害，党需要管束、严治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管党治党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问题在部分党内相当突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和本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而多数政党反应滞后，仍运用传统的思维和模式来管党治党，或者对党的管理放任自流，不去或未能努力探索出一套新的从严治党模式，致使一些党内出现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
其一，部分执政的共产党对党内思想混乱管治不力问题凸显。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古巴共产党等党内部各种思潮和观点纷纷涌现，一些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主张粉墨登场，像越共时任政治局委员陈春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公开声称，越应走三权分立、多党制道路。新世纪之初，党内出现的信任危机，被越共视为该党面临的“四大危机”之一。在老挝人革党内部，近几年也有个别高层领导多次公开发表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多党制的言论，发泄其对人革党的不满。对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是一些党发生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在如何使党员忠诚于党的教育管理上普遍面临新课题。在冷战时期，大多数政党对本党党员及党的同情者、支持者都有较强的感召力，能够保证其在重大问题上比较“听党的话”。而当前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尤其是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行为体对民众影响日趋增大，导致党员及民众对政党的离心倾向加大，对政党的忠诚度不同程度地降低。在当今西方国家，党员及其支持者“跳槽”“反水”的比例占总人数约1/3至1/2。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柬埔寨人民党自称有党员约600万，但在2013年大选中，该党仅得票300多万，即有一半党员违反党的规则在选举中“反水”，党内管控出现严重问题。
其三，一些政党内的官僚主义日盛，对党政干部的管理难度增大。在冷战后的世界民主化大潮冲击下，国外不少政党依然养尊处优、高高在上，浓重的官僚习气和作风使之不断疏远了同普通党员和民众的联系。据媒体称，2013年柬埔寨大选，执政的人民党的一些高官不少是驾名车前往投票站，而多数民众则是骑摩托或徒步前去投票，形成明显反差。就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出现这种倾向，部分民众发出人行党“不再善于倾听了”的感叹，对该党的长期执政敲响了警钟。如在2011年大选中，人行党尽管得到87席中的81席，但得票率却只有60.1%，近40%的选民选择了反对党。官僚主义成了许多政党实现自我管理的大敌。
(二)维系党内制度机制运转的管理问题突出。早在冷战时期，国外许多政党就存在党内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以及相关规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冷战后这些问题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有的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其一，对党的领袖不敢管，权力制约机制缺失。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中，党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党内人治现象突出，领袖个人意志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基本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对领袖个人加以限制约束，即便有也是一纸空文。如曾经盛极一时的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的本·阿里、埃及民族民主党的穆巴拉克等，都严重地存在此类问题。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目前在党内几乎一手遮天，鲜能听到质疑和反对声音。
其二，不按党的规则行事，各种违规行为难以管束。在不少国家政党中，决策不透明、不按党内相关机制行事的情况普遍存在。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自民党内有的重大人事决策依然通过“密室政治”的方式解决。据日本媒体透露，福田康夫当选自民党总裁，就是在森喜朗等个别人的幕后运作下成就的。蒙古人民党、民主党在决策上有时也不遵循党内规则，进而引发内讧。
其三，党内规制存在漏洞或矛盾，严格管党缺乏科学性。澳大利亚工党的领袖选举机制设置不周，仅限于百人左右的工党决策委员会有权投票表决，使之极易成为党内个别领导人争权的工具。近几年来，吉拉德、陆克文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分别把对手赶下台。越共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程中设置了差额选举制度，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出现党中央无法掌控和预料结果的情况，结果导致中央推荐的人选落选。近期，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处分时任政府总理阮晋勇的建议被中央全会否决，也在党内外释放出令人疑惑的信息。近些年来，南非非国大、法国共和党等也因为党内相关规制存在漏洞，被当事人大加利用，引发权力争斗。
其四，选举政治带来的政党违法活动多发，严格管党在资金筹措源头上治理不力。不少推行多党选举的国家，政党内部和相互之间为了权力利益而违规违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政党为了参与竞选而筹措政治献金，其违规违法活动大量存在。如日本原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郞因违规筹集党的活动资金而辞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共和党都因违规违法获取政治献金而被曝光，甚至使领导人吃上官司。美国两党在选举中，也不时相互指责对方违规获得国外公司和组织的献金。
(三)党在自身建设上管治不力。冷战结束以来，国外一些政党由于在自身建设上重视不够，从严治党困难重重，在民主化、信息化的新形势新条件下，问题暴露得更加集中、突出和叠加，主要表现在：
其一，管理失控。许多政党目前不同程度地出现对党员干部“不敢管”“不愿管”和“管不了”等问题。西方不少政党对于党员干部乃至领导人发表的与党的宗旨和立场不同的主张、见解，因为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而不敢管束，甚至听之任之。如澳大利亚工党前领袖莱瑟姆曾公开其日记，曝工党一系列所谓“内幕”，声称工党像“一条从里烂到外的鱼”，其如此丑化和抹黑工党，也未得到应有处分。在近期的越南宪法修改过程中，包括越共前总书记黎笋女婿胡玉代在内的党的一些中高级干部，参加《72人建议》的联署，向越共中央施压，要求在宪法中取消有关越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并要求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土地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等，而越共以保护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为由，未对署名的党内高干进行组织处理。坦桑尼亚革命党连续执政50多年，在新形势下面临党对政务干部管不了的窘境，许多党内领导干部被任命为政府官员或各级议员后，自行其是，不再理会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党的领导机构趋于“空心化”，不能及时有效地决策，落实党的纲领政策，发挥管理干部的应有作用，在2015年大选中，对于不少党员干部叛党出走就无可奈何。蒙古人民党、人革党、民主党党内个别高层干部各行其是、违反党的规定的事情频频发生，但处置不力。
其二，部分政党党内民主走偏，在民主与集中的平衡协调上顾此失彼。党内民主作为调动党员及支持者参与政党事务积极性的手段，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党出现了滥用民主工具的现象。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凡涉及重要决策，大都诉诸全党公投方式。比如法国社会党，一次党代会的政策纲领也要举行全党公决，反映出党中央不愿承担责任、党内集中缺失的问题。一些政党党内民主泛滥导致党内人事决策流产。2014年南非非国大伊特奎尼区委改选失败便是其党内治理乱象的一个典型反映。参与竞争党的区委主席职务的另一候选人——市议员古曼德，面对选举中的劣势，利用党内的各种申诉权利及“民主”手段，不仅成功使得第一次选举结果被判无效，更在重新选举依然当选无望的情况下，因其支持者抵制区代表大会的举行，甚至要求驱逐中央和省委代表，最终导致大会流产，区委改选失败，党内不少人为之义愤。
其三，不少党内的经济违规违法现象频现，党对贪腐治理的压力增大。近几十年来，国外许多政党都曾因对本党干部的道德和政治操守约束不力，导致在经济问题上腐败行为不断。意大利自由人民党领袖贝卢斯科尼，法国共和党主席萨科齐，蒙古人革党前主席、前总统恩赫巴亚尔，都因贪腐问题陷入司法诉讼，有的甚至入狱。老挝前总理、政治局委员波松也因为贪腐问题被解职。而一般的党员干部因为贪腐行为而卷入司法案件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其四，多数政党教育培训制度缺失，对干部、党员的管理在人力、财力上跟不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外许多传统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教育培训工作因为财政、干部流失等问题而受较大冲击，党的专职干部程度不同地缺乏，党务干部对党的业务工作不熟悉、不热心的问题突出，不少党员对党的历史、党的要求缺乏应有的了解，党员的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党的发展要求。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在许多党内，党员干部的忠诚、守纪、奉献精神不同程度缺失，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精神缺乏。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大选前党员不到2000万人，执政后号称有1亿人，鱼龙混杂的问题凸显，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上日程。
(四)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和严重退化。近些年来，国外不少政党对于党内出现的各种紧急和突发事件，在应对和善后处理上大都存在不妥、不周等问题，有的引发严重后遗症，直至带来党的分裂。2008年，南非非国大以姆贝基政府干预国家检察总署的工作为由，将姆贝基从总统职位上“召回”;2012年，该党以“破坏党内团结”为名，严厉处分青联主席马莱马。南非某些舆论对此评论，适度的处分是必要的，但该党在处理的方法和程度上，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至少从后果来看，非国大“剥夺”姆贝基的总统职位，引发其支持者的强烈愤慨，终以组建南非人民大会党“了结”;对马莱马的处置则演变成为对整个青联的政治打压，后者也离开非国大，另组“经济自由斗士”党。分裂出来的这两个党，现在都成为非国大的政治对手。
类似处置不当的情况在其他党也存在。摩尔多瓦共产党曾连续两届执政，早在2009年总统选举前，党的领袖沃罗宁就曾表示，让党的领导人卢普和茨尔甘两人参选。但在选举前夕，沃罗宁却让亲摩共的人士格雷恰内参选，引发党内尖锐斗争，导致实力派人物卢普愤然出走，沃罗宁对此不加以挽救，而重用蒙泰安、特卡丘克等名望不高的年轻人，导致摩尔多瓦总统职位落入对手，摩共自此走向衰落，教训极其深刻。
客观地说，除现行社会主义共产党及少数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外，国外大多数政党目前管党治党所处的状况，还谈不上从严的问题，而是怎样从原先总体不管的无序现状，到如何实现管起来、怎么管的问题。
二、国外一些政党管党治党的主要做法及特点分析
针对新环境、新困难和新挑战，国外部分政党采取了诸多举措来严格管党治党，并呈现下述基本特点：坚持问题导向，以治理党内普遍的管理松弛为重点;以建章立制、健全完善规章为抓手;以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为着力点，增强其对党的忠诚与奉献度;以强化党的纪律约束，严治党内各种乱象和丑闻为突破口，提升党的行动能力。
(一)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引导，以凝聚党心来构筑从严治党的政治基础。为从整体上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国外部分政党拿起思想武器、运用政治教育功能来管理和塑造党员特别是党内精英，以达到规范党员干部政治言行的目的。
其一，以特定思想理念引领党员干部，着力解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越共、朝鲜劳动党、老挝人革党、古共汲取前苏东共产党教训，注重从思想上教育党员干部，陶冶其思想情操，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或革命领袖的思想来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抵御外来尤其是西方思想的渗透侵蚀。四党出台了加强在思想上管党的一系列规定，特别是朝古两党在严峻的内外形势压力下，主要依靠强大的思想教育与引导功能维系了党的团结统一，使社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印共、印共(马)、日共等党经常在基层党组织中开展有关党的革命斗争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知识的教育，以树立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其他类型的政党中也不乏重视思想引领功能的。如匈牙利执政党青民盟就提出要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跟上世界发展变革潮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激发党员干部的远大抱负。
其二，发挥党校的教育培训功能，增强党员干部执行党中央决策的自觉性。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党重视利用党校的平台和职能来培训党员干部，培养其思想品德和提升业务水平，形成党内遵规守纪的好风气。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马华公会于2014年重启中央党校，由副总会长兼任校长，重点是对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思想教育，统一党员认识，以确保党员在选举中支持本党。法国社会党通过每年举办暑期大学来发挥党校的部分教育培训功能，培养党的专职干部开展党务工作的能力，培训党的各级议员有关竞选演讲、应对媒体质询的技巧。南非非国大、坦桑尼亚革命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等非洲六国执政党正在着手建立一所联合党校，培训党的中高层干部。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还重视选派党的中高层干部到国外如西方、中国等地考察培训，不仅旨在提高其工作能力，而且也有统一思想意志，实现党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意图的考量。
其三，灵活管党治党的方式方法，增强党员对党的归属感。国外政党管党，既有刚的一面，更有柔的一手，刚柔相济。部分政党通过党的生日、领导人的诞辰等纪念活动来对党员干部进行软性教育。如2015年初南非非国大党庆，召集7万多党员及支持者参加，南非共、工会大会、青年、妇女、老战士协会代表发言颂扬非国大的光辉历史，展现对南非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鼓舞了广大党员及支持者的士气。德国社民党、印度国大党近年都曾通过举办盛大党庆活动，来激发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柬埔寨人民党在历经2013年大选的大幅失票后，开展整党行动，并仿效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内部按纠“四风”要求来治党，以此提振全党精神面貌，其执行力有所提升，在次年第二届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胜，赢得七成议席。
(二)建立、健全和严守党内规则，打造严格管党治党的制度体制环境。从严治党，首先要形成严管本党的规制、标准，营造守规矩的党内氛围。近期以来，国外一些政党根据本党现实情况，纷纷建立新的规制，修订过时的规定，完善既有的规则，在党内形成按规矩行事的氛围。越南、老挝、古巴三国执政党都颁布了针对党员干部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老挝人革党出台《关于干部财产和收入申报制度的规定》，越共在制定党内质询制度的基础上，又根据现实要求，制定并实施了对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在中央全会上的信任投票制度，通过此举来约束党的高层领导的言行。澳大利亚工党在经历两次党内“宫廷政变”后，于2013年修改党的领袖选举规则，终结了工党党团即“决策委员会”独自决定领袖命运的历史，普通党员获得了50%的投票权。同时，对于领袖的中途变更，也设置了须获得决策委员会75%、普通党员60%多数同意的高门槛。纳米比亚人组党制定了党内的《行为准则》，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从政行为。并且，为汲取党内在接班人问题上出现纷争、导致党分裂的教训，该党于2009年制定了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具体操作程序，作出了明确的次序设计，即按党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副总书记的排列顺序遴选，避免了个别人利用威望人为操控结果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党内团结。近两次大选在接班人问题上，该党严格按照新规遴选，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并赢得多次连续执政。这说明在党内活动中遵规守纪至关重要。
(三)有序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内外监督。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参与党的活动的积极性，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监督功能，是当今国外一些政党严格管党的基本路径。
其一，着力推动党务公开，实现党的运作透明化。美国两党实行了党务规则与活动的全面公开，两党制定的程序规制不仅对本党开放，还对所有美国人开放。党员和民众可通过网站、邮件等渠道查阅本党包括会议记录和财务报告在内的各种信息。葡萄牙社会党新一届领导层为克服党内争斗、腐败和暗箱操作问题，紧握党务公开的利剑，实行竞选公开、人事公开、政令公开的系列举措，党内两位重量级人物——科斯塔、塞古罗展开公平、公开的竞争，最终科斯塔以明显优势获得本届大选该党的总理候选人资格，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员群众对社会党的信心，尽管未能取胜，但得票率较上届提升4个百分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注重汲取先前教训，鉴于国家联邦委员会对各政党经费监控日益严格的趋势，于2010年成立党内经费监管的“透明小组”，加大对财务的内部审计，定期公布党的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使该党廉政形象明显改观。
其二，加强党内外监督，矫正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许多政党都建立了党内的投诉、举报机制，发挥党员的监督作用。古共在党的系统内成立了由中央、省、市构成的三级申诉委员会，接受对各级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并进行惩治。澳大利亚工党也成立了内部申诉委员会和复审委员会，直接处理党员对选举、行政等相关问题的申诉。越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党员十九条不准》的规定，并实时接受内外监督。同时，大多数政党还引入了媒体、舆论对党内行为规范的监督机制，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党。媒体对政党领导人的监督力度空前增大，葡萄牙社会党、法国共和党等近期发生的贪腐事件均为媒体披露。新加坡人行党党内并无专门的纪律监察部门，但社会舆论对该党领导人的监督却是全方位的。比如“真实新加坡”和“淡马锡评论”网站相继发出多幅照片，显示党的领导人、总统陈庆炎在与国外重要人物握手时均很用力，但同国内民众握手时却仅是手指伸直敷衍了事。照片公布后不久，陈庆炎立即改变握手方式，对内外显示一致，以挽回形象。实际上，不少国家媒体对政党的全方位监督，对促进本党对党员干部的自我约束起到重要作用。
其三，扩大党内民主，下放权力。当今许多国家政党都把推进党内民主作为党员依照党章实现更好的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径。古共六大主要文件《古巴经济社会政策纲要(草案)》在正式颁布实施前，在党内外大量征求意见，召开了16.3万次讨论会，党员及广大群众均参加了意见的提集。国外多数政党都把决策、人事等权力部分地下放至基层党组织，如西欧国家社会党大都把国家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权下放到地方党组织，南非非国大党代会的基层代表占总数的90%，在党的重大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加强党内纪律与道德约束，发挥领导人的表率作用。从严治党，管理好党内精英是关键。一些党根据本党历史文化和国情，形成既有“铁律震慑”，又有“道德感染”的党内双重约束机制，营造党内遵规守纪的好风气、好环境。
其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纪律制约体系，使管党治党在遵规守纪框架内行事。英国保守党、工党都设立了针对本党在议会的督导员(党鞭)制度，作为党约束本党党员、加强组织纪律的主要机制。党内督导不仅对于党内意见的上传下达、保持党内政令畅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是贯彻党内纪律的主要手段，如是否批准议员请假，监督本党议员的投票行为等。督导制度在保证本党议员遵守政治纪律上功不可没，如英国工党在2001-2005年间，本党议员在议会表决中反对党的意志的情况不到1%。美国两党在国会也设立了类似英国的督导制度，主要是对本党议员的投票行为进行督促，但程度不如英国。在多党选举体制下，国外许多政党的政治组织纪律多是针对本党的公职人员特别是议员，如匈牙利青民盟将维护本党一致性置于党纪首位，严令本党议员在投票中应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统一指令，确保党的提案得以通过，本党政策顺利实施。
其二，形成各具特色的道德伦理规范，运用软性手段治党。日本自民党针对本籍公务人员专门设立了政治伦理审查会，负责对党籍国会议员、政务官、公务员的道德审查。一些国会议员在接受该会审查后，主动辞职或脱党，以避免给整个党造成更大伤害。德国社民党为每个党员都建立了诚信档案，内容涉及交通违章、经济违规、日常消费等信息，一旦发现党员的消费水平与收入不符，就会强令党员对此作出解释。上述举措对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效果凸显。
其三，领导人在遵规守纪上发挥表率引领作用。古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在遵守党纪党规上起到模范作用，卡斯特罗两兄弟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其他领导人也带头遵守党内各种规矩，甚为严苛。如在前些年经济特别困难时期，古共政治局委员访华时只带一两个助手，并一律坐经济舱。墨西哥革制党党内纪律曾长时期涣散，尤其在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上多次出现恶斗，甚至发生竞争者遭对手雇人追杀的恶性事件。该党在2012年总统候选人竞选过程中，决心“痛改前非”，党主席帕雷德斯发挥遵规守纪的表率作用，在党内民意和社会舆论普遍看好后起之秀——墨西哥州州长培尼亚·涅托的背景下，他多次公开表示，无意竞选该党总统候选人。在其带领下，该党多名元老悉数宣布退出党内预选，消除领导层的纷争，为涅托让路，全党团结统一、一致对外，并最终赢得了选举，使该党在下台12年后重掌江山。因此，从严治党，领导人自身的表现是关键。
(五)对违规违纪行为不姑息，灵活运用惩治武器。冷战结束以来，国外绝大多数政党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违规违纪行为，一些党在评估事件后果过程中，都把纪律处分作为党的基本态度和应对之策，这关系到管党治党的成效。
其一，对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事件严肃处理。老挝人革党在2010年对时任政治局委员、总理波松包养情妇、捞取经济好处等问题作出党纪和行政处分，撤销其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职务。墨西哥革制党的司法委员会，于2006年对当年大选期间闹分裂的时任总书记埃尔瓦·埃斯特尔，给予开除出党的严厉处分。对于南非非国大青联主席马莱马近年来一再在党内制造不和谐声音，甚至同党中央唱反调，影响党的团结统一，非国大全国纪律委员会以马莱马“破坏党内团结、损害非国大声誉”为由，给予其剥夺青联主席职务、暂停非国大党员资格五年的处分，使非国大党内争斗得到遏制。当然，处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马莱马及其支持者不服裁决，迅速筹建新的政党组织与非国大作对。
其二，根据党内外的反应酌情处置。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围绕党内出现的各种事件特别是丑闻的处置，会不会演化成本国政党政治的一场斗争，怎样避免节外生枝，本党如何拿捏至关重要。2014年，智利媒体披露，现任总统、社会党成员巴切莱特的儿子、儿媳作为该党党员卷入卡瓦尔公司经济案，该公司涉嫌非法土地转让牟利近500万美元。此事件招致反对党、社会舆论乃至执政联盟内部个别政党的批评和指责，该党总体反应谨慎，低调应对。在社会负面效应趋于增大的情况下，该党领导人向党的最高法庭提交申请，要求暂时冻结两名当事人的党员身份，而在调查结果公布前，当事人预先向党主席致函，愿主动退党，该党最终作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内部决定，让两人退党，使不利事件得以“软着陆”。有关匈牙利社会党时任主席、总理久尔恰尼“录音丑闻”事件的处置大体相近。久尔恰尼在2006年9月的本党议会党团内部讲话中，声称社会党为赢得选举曾向民众谎报业绩，在讲话“录音”被曝光后，面对反对派的联手围剿，该党总体保持内部团结、一致对外，顶住要求社会党政府下台的压力，没有立即让久尔恰尼承担责任，而是在事件基本平息后的2009年3月让其请辞，最终使社会党挺过了当届任期。
其三，让当事人自行了结，减缓对党的负面冲击。国外许多政党在对党内违规违纪者的处置出现纷争、或因各种原因难以直接处理的情况下，大都为当事者自我处置预留空间。2009年，日本媒体曝光并大肆炒作民主党时任干事长小泽一郎政治秘书涉及政治献金的丑闻，涉案金额达数亿日元，民主党内部也为此分化为“倒小泽派”和“挺小泽派”。小泽为了民主党的执政前途，最终作出了辞去领导职务的决定。新加坡人行党领导人之一、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涉嫌受贿事件于1986年被曝光。在检方搜集证据过程中，郑向李光耀求情被拒，希望贪污调查局内部了结也未果。在此情况下，郑悔恨交集，最终选择自杀。李光耀在闻其死讯后感到震惊，认为郑是“因羞愧而自杀”。最终，人行党在此事件中受到的影响大大降低，其清廉形象得以维系。
三、从国外政党管党治党得出的相关思考与启示
如何管党治党，是当今世界所有政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的重大战略课题和难题，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本党的兴衰。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同样面对着从严治党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外一些政党的相关经验教训及举措，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么一个大党，增强党的战斗力，进而全面推动依法治国进程，无疑具有重要警示与启迪意义。
(一)从严治党，首先要把住理想信念这一关口，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尤为重要。理想信念是一个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巩固政权和维护制度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冷战结束以来，古共、朝鲜劳动党之所以能够在严峻的内外环境下挺住并坚守下来，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依靠“精神的力量”，在全党上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不放弃、不动摇，全方位地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守住了思想防线。其实，国外社会党乃至像匈牙利青民盟这类保守政党也一样强调坚持其核心价值理念和党的奋斗目标，尽管其在意识形态的诉求上会调整甚至后退，但对党的宗旨则始终坚守，把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引导和教育渗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而不是喊口号、搞一两场运动。总结国外政党经验，理想信念教育不能仅是灌输式的宣传鼓动，更要努力探索各种灵活有效的教育方式，学会把严肃的内容以轻松欢快的方式进行感染传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党员群众的思维情感。
(二)广大党员群众是从严治党的重要依靠力量，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发挥党员的积极性。总结国外政党的相关经验教训，严格管党、从严治党，主要应管什么、怎么治，一定要有的放矢，增强现实针对性，必须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诉求结合起来，更多地依靠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有序推进。国外政党的经验表明：要重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广大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像南非非国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长期以来参与党的事务热情很高，甚至在党前进道路上起到纠偏的重要作用;要走群众路线。在治党过程中注意倾听群众的建议和心声，重视民调或社会舆论的聚焦点，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从严治党应增强与广大群众的互动，既有“独角戏”，也搞“大合唱”，尤其在执政党的勤政廉政建设上，应发挥民众的强大监督作用。
(三)从严治党应找准工作对象，抓住党内“关键少数”。对许多群众性政党而言，从严治党的重点就是要管好本党精英，使党内中高层干部这一骨干力量“听党的话”，高效地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影响一般党员干部的言行。从国外多数政党的经验看，管党治党必须抓住党内“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做文章，对他们的活动进行透明、全方位的监控;对他们的要求应当高于一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违规违纪处分一定要严格、公正、合理，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也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要“治病救人”。把这部分群体管好了，从严治党基本就成功了，北欧国家主流政党管党治党的成功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普通的党员干部，主要是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四)从严治党必须结合当前实际，顺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特点，充分利用和借助互联网和媒体。当今国外大多数政党在党建活动中，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互联网和媒体的重要作用，致力于把互联网和媒体作为管党治党的先进工具和得力帮手。国外政党的启示在于：其一，更多地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型平台来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党内民主的开展，降低本党活动的运作成本。其二，通过开辟互联网平台，促使更多的党员及群众了解、关心和热心参与党的事务，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其三，更多地发挥媒体和社会舆论在管党治党进程中的正能量，发挥其对执政党特别是党政干部的监督和评议功能，注重引导媒体更好地为党的执政事业服务。
(五)从严治党要讲究政治艺术，努力探索可行的路径，减少和避免主观随意性。通过分析总结，国外不少政党在严格管党治党上比较突出的教训是：大都缺乏顶层设计，长远规划不够，多是在党内出了问题后临时抱佛脚;在管党治党方法上相对简单，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科学、系统的角度抓住根本、标本兼治;部分党的管党治党走向极端，演变成党内的权力或路线争斗，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后果，造成党的力量的削弱甚至分裂，事与愿违。因此，汲取国外政党在此方面的教训，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一要始终保持从严治党的政治方向不走偏，致力于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二要在从严治党过程中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注意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利用与渗透，避免节外生枝。三要把管党治党视作一门综合科学和系统工程，讲究政治艺术和技巧，善于统筹兼顾，实现整体推进。处理党内问题要掌握火候，拿捏尺度，把握节奏。四要深入研究和总结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严格管党、从严治党中的特点和规律，找出能够从中汲取和借鉴相关启示，从而为丰富和深化对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特点和规律的探索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