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大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动乱与分裂后，更加向往和平与团结，欧盟便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时间角度看，欧盟还很年轻，还处在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之中。而欧元的诞生，则标志着欧洲进一步的团结与一体化。最初，仅有11个国家使用欧元，而现在欧元区的规模已经进一步扩大至19个国家。
2019年，欧元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而这一年也是欧盟、欧元区以及欧元面临困境的一年。欧元区经济疲软、欧债危机所留下的“后遗症”以及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种种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突出了欧洲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制度性的矛盾与分歧，欧洲经济制度的改革已需提上日程。
欧洲经济大伤元气
相比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欧盟以及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可谓是相形见绌。在经历了2017年的乐观增长后，2018年欧元区经济重回低增长区间，作为欧洲经济“龙头”的德国，其经济增长也出现下滑趋势，整体经济的持续疲软令市场对于欧元区以及欧洲的经济前景倍感担忧。
2018年第三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GDP增速环比增长0.1%。到同年第四季度，欧元区GDP增速环比增长小幅回升至0.2%，但仍然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而欧盟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19年第一季度季环比初值为0.4%，同比初值为1.2%，与2018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速持平。
单从欧元区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来看，欧元区整体的经济表现似乎并没有那么惨淡，但相比同期美国3.1%的GDP同比增速，欧元区经济缺乏动能则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三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均不甚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欧元区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3个百分点，至1.3%。而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2019年经济增速预期也遭遇不同程度的下调。德国和意大利下调幅度最大，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至0.8%和0.1%。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作为拉动欧洲经济的”龙头“，德国经济在2018年末已显露出疲态。进入2019年，德国经济或将面临“失速”的风险。德国2019年第一季度季调GDP同比增长初值仅为0.7%，低于预期水平。稍早前，德国经济部大幅下调2019年德国GDP增速预期至0.5%，仅是今年1月时1%的预测值的一半。
此外，德国制造业出现明显下滑。数据显示，德国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4.1，创下2012年7月以来新低。尽管德国4月制造业PMI的初值小幅上升至44.5，但仍处于50枯荣线下方，德国制造业的前景依然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外部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对德国以及欧元区的经济表现造成拖累。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冲突成为欧洲经济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风险。2018年，美国宣布对欧盟实施高额的钢铁和铝进口关税，引发欧盟的反制。随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暂时“停火”协议，进行贸易谈判。然而，截至目前，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推迟了做出来自欧盟的汽车及零配件加征高额关税决定的时间，但美国依然手握着汽车关税这一武器。若谈判进程推进缓慢甚至破裂，美国仍有可能立刻挥下关税“大棒”。
正因如此，欧洲央行从去年起就已多次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强调了贸易保护主义对欧元区经济发展前景带来的威胁。面对欧元区经济的内忧外患以及显著的经济下行风险，欧洲央行在2018年12月结束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后，在今年3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突然转“鸽”，调整了利率的前瞻指引，表示“预计至少到2019年年底将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欧洲央行的首次加息时间或将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宣布将推出新的一系列季度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III)，宽松刺激政策再现。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欧盟以及欧元区内部的政治风险和乱局，令本就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民粹主义之火在欧洲内部重燃，疑欧情绪的上升以及内部成员国利益的分化，令欧洲一体化遭遇显著的冲击与威胁。
内部政治风险此起彼伏
当前，欧元区以及欧洲经济难有明显起色。在政治方面，欧洲内部也是焦头烂额。政治与经济风险的交织共振令欧洲面临不小的挑战。欧债危机“后遗症”并未得到完全消除，欧洲依然面临着巨额债务问题的困扰。而经济的不振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问题不断累积，民众怨声载道，民粹主义趁势重燃，疑欧情绪也显著上升。
近年来最为典型的疑欧与民粹主义案例当属英国脱欧。谁也没有想到，在2016年的全民公投中，英国真的会选择离开欧盟。然而，截至目前，英国的脱欧进程几乎陷入停滞，脱欧截止日期一拖再拖。对于欧盟而言，英国选择离开欧盟的决定或将产生更为长期的影响。尽管英国脱欧进程中面临的重重困难，可能会令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国家三思而后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英国脱欧起到的“示范”作用，将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目前，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德国、瑞典以及西班牙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崛起。在法国，“黄马甲”示威活动燃起“战火”，此前在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党大放异彩，获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在意大利，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党为代表的两大反建制政党影响力骤增;在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表示将不再寻求连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流政治党派权威和支持度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的经济增长在今年继续放缓，甚至陷入衰退，这有可能引发民粹主义势力的升温，政治和经济风险共振的情况将会更加突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认为，欧洲反建制势力的崛起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原因。首先，欧债危机埋下了疑欧的种子，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各成员国在应对外部风险时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加重了部分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其次，权责分配不均培育了疑欧势力，英国脱欧就是部分成员国贡献与权利不成正比的例子。最后，移民、难民的涌入以及难民的分配机制问题加剧了疑欧情绪，欧盟内部的矛盾有所激化。反建制力量的上升，或将令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更加多元化，进而使得欧洲在改革发展中面临更多的分歧以及成本。
需解决货币与财政政策深层矛盾
欧债危机的爆发，令欧洲经济陷入低谷，同时也暴露出了欧盟以及欧元区内部体制的缺陷。欧债危机的出现令欧元区“货币同盟，财政自治”的制度框架受到质疑。当前，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统一交由欧洲央行行使，欧元的诞生也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然而，各成员国具体经济情况不同，在面对风险时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各成员国进行调整，这也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空间有限的财政政策，这使得部分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加重，甚至进入了恶性循环。
货币政策统一但财政政策不统一，使得政策难以实现有效协调，反映出当前欧元区经济制度的不灵活以及存在的缺陷。此前，意大利政府与欧盟之间爆发的有关预算案的冲突与矛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意大利政府曾提出2019年2.4%的财政赤字预算目标。但这一预算案遭遇了欧盟方面的否决。博弈多时后，意大利政府承诺调整预算案，将财政赤字目标降至2.04%，意大利与欧盟此次的意见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矛盾已经烟消云散。当前，意大利经济表现较为疲弱，在统一的货币政策约束下，只能通过寻求财政政策给予经济刺激。今年5月中旬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曾表示，若对提振就业有帮助，意大利准备违反欧盟的财政制度规定，例如突破赤字以及债务与GDP的比重等。
在欧盟以及欧元区这个“大家庭”中，既有赤字国家，也有盈余国家。这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或将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案，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得到统一。在稍早前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IMF和世界银行(WB)的春季会议上，IMF表示已经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拥有预算盈余的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减税或是增加支出以支持经济增长。不过，德国财政部长肖尔茨表示，德国稳定的财政状况能够令其自身更好地应对下一次衰退。而目前全球经济的风险不是德国的财政问题，而是“人为”风险，包括英国脱欧以及贸易争端等。
综上所述，欧元区当前正面临着货币政策统一但财政政策不统一的结构性困境，并且这一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愈发凸显。但是，没有统一的货币或将难以更深层次地推进欧洲一体化和单一市场。因此，面对重重挑战，欧盟需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及时调整当前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机制，强化共识，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