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中美贸易战成了媒体、公众和智库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这里要讨论的是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的真正动因。笔者以为，经济肯定是动因之一，因为特朗普政府要使美国再次强大，必然要提振美国的经济，想办法使美国资本以及国际资本流向美国，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贸易大棒同时也指向了其他跟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然而，针对中国来说，经济动因并不是全部，贸易战只是由诸多动因促成的对华战略中的一着棋。
美国自立国后起，就一直着眼于从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四个维度全面提升自己的实力，致力于成为世界首富、世界警察、世界“教父”和世界霸主。在美国向外扩张的进程中，商人、军人、传教士、外交官几乎都是同步的。随着冷战结束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美国就确立了以扩展经济、维护安全、推进民主为三大支柱的霸权战略，通过提升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来巩固、延长霸权地位。其中推进民主是将政治与文化统合在一起，因为推广以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民主制度，就是拓展美国的软实力，既是政治利益，也是文化利益。
美国为了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即世界霸权，在全面提升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寻找战略竞争对手，日本、俄罗斯、德国、伊斯兰国家都曾经是审视的对象。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战略界认为在15—20年内不会出现真正的战略竞争对手，所以美国有一个战略间歇期或战略机遇期。“9 · 11”后，小布什政府明确将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势力作为首要敌人，为此不仅要加强同日本、德国这些盟友的合作，更需要开展同中国、俄罗斯这些非盟友大国的合作。不过，鉴于中国在快速崛起，俄罗斯在普京治下也加快复兴，美国在审视战略竞争对手时，格外关注这两个非盟友大国，将之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到了奥巴马时期，中国在美国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中的位置更加突出，因为中国已经成长为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
不过，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之所以只是将中国作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战略走向的认知。美国在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对方的实力;二是对方同美国为敌的意愿。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强大但却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虽然也不高兴，也会找机会打压，比如对日本，但敌意不会很深;如果一个国家既强大又跟美国敌对，那就是最危险的对手。二战结束前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的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同美国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使美国产生要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来改变中国，使之成为美国能够接受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所以，美国一直奉行对华接触政策，试图“塑造”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还认定，中国崛起之路还十分漫长，能否赶上并超越美国还是个未知数。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发展，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中国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可期;另一方面，中国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美国对改变中国、“塑造”中国彻底失望。美国战略界的鹰派首先形成这样的认知，他们批评主流自由派的一贯政策，力主改变对华战略，而主流自由派面对鹰派的指责无力反击，甚至开始与之同流合污。战略界的这种认知正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认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对手的依据。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身份的变化构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深层次动因。对美国来说，贸易战可以有多重功能：一是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二是迟滞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高科技武器装备;三是通过贸易战提振美国的经济，在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一系列政治上收益，比如为因金融危险而失去风光的新自由主义挽回声誉，再度显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进而巩固美国联盟体系的政治基础。
当然，今天的中国与中美关系已不同寻常。中国已经具有更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中美关系也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跟中国打贸易战是否能给美国带来预期的战略收益，是否真正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这是美国战略界需要认真研判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