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组全球产业链的战略意图
当前，美国重组全球产业链的速度明显加快，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全面解构中国嵌入的全球产业链现象越发明显。
但对其总体的战略和目标仍有争议。对此流行的看法是：
二是认为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在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全面排斥和孤立中国。
但如果仔细分析，无论是“脱钩论”还是“排斥孤立论”，都不是美国政府实际行为的本质，也不符合两国经济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实际表现。
从美国高层官员的公开言论看，都在强调与中国经济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为了“降低风险”或“减少依赖”。
其中耶伦的讲话具有代表性：
“我们并不寻求让我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让我们两国经济彻底分离将对两国都是灾难性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带来冲击。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健康是紧密关联的。”
从中美经济实际表现看，可以发现，即使在贸易冲突和疫情肆虐的年份，两国经济联系也表现出很深的互补性和依赖性。
哈佛大学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大学戴文·乔研究后发现，2017-2022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占比从21.6%降至16.5%，但中国企业增加了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美国和中国的间接供应链联系仍完好无损。中美两国2022年贸易额约为7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对美顺差达到4000亿美元。
我们认为，美国确实不想全面脱钩，其真正的战略意图是全面解构中国深度嵌入的现有全球价值链，并重构美国主导的弱化中国地位的新的价值链。
其算盘是，美国一方面可以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抑制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发展，压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出口、就业和税收，一方面仍可以继续维持和享受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福利，也为构建所谓“友岸”外包产业链赢得时间。
美国重构全球产业链的具体手段和可能影响
美国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意图，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向发力。
供给端主要是打科技战，通过科技和相关投资限制，遏制我产业升级，具体手段有关键设备和零部件断供、列入各类实体清单、限制对华高科技领域投资，中断科技交流等等。对此的论述已经较多。
需求侧是利用美国市场本身的超大规模引力，胁迫中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由此虚化和空洞化中国国内经济。这是理论界和政策部门相对忽视的方面，我们在此重点阐述。
美国在需求侧的具体手段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用“友岸外包”等手段，支持墨西哥、印度、东盟、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取代中国。一方面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增加中国输美商品成本，减少在华生产企业订单。一方面将订单转移到上述所谓“友好国家”，引诱中国企业进行产业的国际转移。
二是进一步制定苛刻的产地原则，避免中国产品绕道第三国进入美国。要求出口美国的产出中，大部分中间投入品必须是出口国本地化生产的，否则将面临加倍的关税惩罚。如2023年8月18日，美国商务部认定我国光伏企业利用东南亚组装进行出口规避，需要缴纳惩罚性关税。这将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带动供应链一起转移。
三是在新贸易协定中注入“毒丸”条款。如在美墨加新自贸协定(USMCA)中，规定若协定中有一国与某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退出协定。这种条款直接针对中国，阻止其他国家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是美国政府发动中国贸易战的新工具。
四是大张旗鼓的搞再工业化。不但对新能源车、动力电池、芯片、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实施高额补贴，甚至动用政治手段，直接把台积电等关键企业的高端产能拉回美国国内生产。
可见，和供给侧科技战的激烈凶狠相比，需求侧的手段表面上更柔和，但是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会温水煮青蛙似的来掏空我产业基础。
一是中国国内经济活动可能大幅收缩。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投资贸易一体化全球化布局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这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主动作为，是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不能被美方牵着鼻子打乱节奏。
二是国内税收收入和就业岗位等都将随着经济活动的收缩而不断减少，也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
三是转出去的最终产品企业，会带动国内的供应链产业链整体外迁，最终让国内产业空心化。
对策建议
美国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实施供给和需求端两类限制，是因为其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尤其是美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长期一定程度被忽视，实际上美国的科技优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撑和刺激起来的，其巨大的市场造就了无数成功机会，像磁铁一样集聚了全球各种高级创新要素，使美国有条件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
必须认识到，具有巨大规模效应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大国经济参与、领导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最重要的手段、工具和战略资源。
我们要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基于内需形成链接全球、由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体系。
第一，尽快建设交易成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良营商环境。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归根结底是市场行为，美国政府并不能完全决定。只要中国营商环境的交易成本具有全球竞争力，那么企业自然会选择留在国内，转移出去的企业也有可能回归。反之，如果国内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恶化，这等同于配合美西方的战略意图。当前，降低企业在国内经营的综合交易成本，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良营商环境，是打破美西方战略意图的核心和关键。
第二，加快形成在战略竞争方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中国虽然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和经济活动，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战略调节功能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不仅因为中国按人均有效需求加总的市场规模不大，还因为从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作用的角度看，国内市场并非是一个一体化运行的大市场，而是被行政力量不同程度地控制、分割和保护的市场，土地、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难以实现市场化的最优配置，企业实际可利用的市场规模也就很小。因此，加快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除了要继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外，还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格局，尤其是要严格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好政府职能，提倡建设有限、有效、有为的政府。
第三，从中长期看，必须加快建设国内市场主导的全球循环体系，或建设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快形成在战略竞争方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并不是为了准备与美国经济脱钩，也不是为了形成中美平行体系，而是为了建成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高速增长利用的西方的市场，因此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是在客场发生的。现在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意味着全球化要从客场走向主场，不仅要当世界工厂，也要做世界市场和世界办公室。必须加快培育和充分利用好国内市场，使其成为链接全球经济的重要机制和推动器，加快建设基于内需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