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全球化就是一个极为矛盾的过程，坚决拥护它的人和诋毁它的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特征。
1980年至2000年间，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了分化，贫穷国家的增长速度慢于富裕国家，这是由于拉美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而非洲遭受了灾害和战争的侵扰。
但在2000年后，事情发生了改变：上述三个地区（当然也包括亚洲）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富裕国家。消极的一面是，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稳步加剧，这种加剧几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只有拉美国家是个显著的例外。
不过，如果不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全球人口的角度来看，则可看到积极的一面。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许多经济体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后两者的这一增长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当中的收入不平等首次发生缓解。
所以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全球不平等一点点地缓解，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但今天人们对国家内收入不平等的担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不过，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与所谓的“脆弱的中产”阶级的扩大就像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相伴而来的。随着一些人脱离“绝对贫困”（根据定义，日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处在绝对贫困状态），境遇略好的人群有所壮大，就连那些再努把力便可被归为“全球中产阶级”的人也有所增多。然而，“全球中产阶级”这个说法或许代表着某种无数据支持的生活舒适度。我们用覆盖全球80%人口的初步家庭调查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全球日收入中值是5美元，而2008年的日收入中值是略高于4美元。按国家层面采用的标准划分方法，中产阶级由收入在中值上下25%的范围内（即下限是不到4美元，上限是6.5美元）的人口组成。按该方法计算，全球只有13%的人口称得上是中产阶级。这一比例比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中产阶级比例还要低，而人们通常并不会把这两个国家与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因此，全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有些被夸大了。
另外，“全球中产阶级”是一个脆弱的中产阶级，因为其仍然比较贫困。即便把1988年至2008年间实际收入增长最多（以百分比计）的人群（即日收入为3美元至16美元的人群）纳入全球中产阶级区间，也只有处在这个区间上端的人群能符合富裕国家所谓中下层中产阶级的标准。其余的人群则更加贫困。
全球中产阶级是脆弱的，因为负面的冲击（如工作时长减少，家人生病，房价上涨）能够轻易将他们推回至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对拉美中产阶级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当日收入超过10美元时，重陷贫困的可能性才会变小，也只有到了那时候，才可以说一户家庭已脱离了贫困的苦难。
无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多么脆弱，它都是全球化取得的巨大成功。但这个成功会深化（通过减小重陷贫困的可能性）和拓展（通过使更多的人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吗？这首先取决于仍然相对贫穷的大国能否保持高速发展。世界的注意力聚焦在亚洲的同时，非洲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说减贫和全球中产阶级扩充队伍的“战场”在逐步向非洲转移。亚洲与非洲总体上都相当成功地熬过了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最为艰难的那几年。如果它们的增速不减，我们则可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持相当乐观的态度。
但也存在不少潜在的风险。国民收入不平等有何影响呢？从纯算术层面上看，如果实际增长是一定的，那么不平等的加剧会减缓减贫的速度，而且很可能会减缓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速度。但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信徒认为，没有不平等的加剧，就没有强劲的增长。这或许符合中国过去20年的情况，但存有疑问的是，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是否还会对中国有如此良性的影响。中国的基尼指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约为44，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该指数进一步上升，导致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是否不会减缓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呢？如果用收入而非消费来评定印度的不平等程度，那么该国的基尼指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该国基尼指数为35左右）可能已高达50，几乎与拉美的水平相当。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继续缓解，那么我们未来几年的目标应当是实现伴随有再分配的增长（与上世纪70年代的发展模式类似）。
本文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the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首席访问教授、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资深学者
译者/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