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是现代化进程步入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若适时转变，则会加速现代化步伐，否则将会延缓现代化进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迄今已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每种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必然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转变，不是一成不变的。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迄今已历经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阶段(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模式阶段(1982年至今)。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每次转型总是被一场外源性或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倒逼”出来。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延续了约六十年，早在一战期间其弊端就已显露，但拉美国家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大萧条带来的致命性打击。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地区也延续了约五十年，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对拉美工业化的制约就已呈现，但同样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最后酿成一场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
对拉美地区现代经济增长趋势的解读
从历史进程看，拉美国家前后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三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为特点，各国普遍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部分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阶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国都被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大潮而形成战后的工业化高潮期，社会转型也普遍进入加速期。1982年以后，拉美地区因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而进入一个结构调整阶段，期间，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改革，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扩张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长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明显。拉美在经历1950~1980年30年持续、较高的增长后(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1%、5.5%和5.9%)，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滑坡(80年代经济增长仅为1.2%)，到2003年才出现新一轮经济扩张(2003～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基本恢复到前30年的增长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协调。1950～1970年是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时期，三种产业的比例大致为6%：31%：63%。而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延缓了70年代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使“第三产业化”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三是内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私人消费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影响消费的因素，如工业化水平、消费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将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状况。其次，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这表明拉美地区的投资率相对较低，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高投资率(23.1%)，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最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从发展困境到结构性危机的演变
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城市就业的增长和城市化，拉动了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方式开始逐渐失效。
20世纪60年代：隐现结构性失衡。从增量角度考察，消费需求尽管仍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的国内需求，但有放缓趋势;投资需求几乎停滞;变化较大的还是净出口需求，它从50年代的负拉动变为60年代的正拉动。上述趋势说明拉美在60年代明显呈现出“内向发展不足”的特征，而净出口无疑成为进口资本品所需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继而向其他国家扩散，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从拉美地区整体看，尽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对此，拉美国家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力图由地区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二是鼓励制成品出口。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贸易失衡。在内向工业化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而工业部门自身却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这种进口需求还会随着工业体系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工业部门在工业化进程中要长期靠农矿业部门创汇来支持。拉美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大都是重要的农矿产品输出国，但这类产品出口经常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仅出口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低附加值产品也使出口地位处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来，农、矿两个部门自身也没有外贸盈余了，工业发展因此失去了外汇支撑。
第三，食品危机和能源危机形成双重打击。农业部门偏重于发展出口生产而忽视粮食生产，造成食品进口迅速增长。除阿根廷等个别粮食输出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同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廉价石油，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少数国家外，其余都是石油进口国，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油价暴涨之后，大大加剧了外贸失衡。
第四，创造就业难度加大。城市就业“非正规化”、“三产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相当严重，社会动荡局面日渐加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劳动力的“生产性吸纳”掩盖了“就业不足”。
20世纪70年代：错失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间窗口。上述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进口替代增长方式已失效，或称之为“简易”替代阶段已走到尽头。在亚洲，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进口替代不仅起步晚(50年代)，而且于60年代就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与东亚相比，拉美国家在70年代已具备“人口红利”的条件，但它们却没有走这条路，贻误了增长方式转变的良机，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尽管60年代后期拉美已度过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于新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相对比重自1970年(53.5%)开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人口就业压力开始凸显，但也正因为如此，依存比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呈现相反趋势，换言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的时候也是社会负担最轻的时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处于“人口红利”期。然而，期间拉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随着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并寻找出路，拉美国家就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拉美国家在70年代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拉美“负债增长”使结构性发展困境进一步演变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危机不过是“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
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果断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因在于制度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犹豫”，外因则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充裕流动性强化了这种“惰性”。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切不可贪图短期繁荣的假象而牺牲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真实。
债务危机发生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进行结构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这个过程是从80年代前半期的“应急性”调整开始，经1985年前后形成“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共识，随后进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改革时期。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契机与立足点
随着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明显退潮，各国纷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后的再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型政府通过油气资源的国有化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政府强调通过公共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纠正社会领域的严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当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现在利用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上。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拉美国家在逐渐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又一个经济调整与变革的十年。这新一轮的调整为拉美国家相对顺利地渡过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创造了重要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让出口导向依赖型的新兴国家充分认识到受发达国家需求制约以及贸易条件大幅波动的双重风险。展望“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急需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
第一，调整对外贸易的地区布局。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经济增长率因而比危机前有所放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部分地弥补发达经济体需求的萎缩。南美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之所以明显好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更多地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拉美国家调整对外贸易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势在必行。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从技术集中度分类，拉美地区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两类产品上，高技术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对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并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南美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业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展国际融资的渠道应有所调整。拉美国家对FDI和国际融资较高程度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需要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国际融资方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动的减少和国际融资成本的提高。面对这种形势，拉美国家有可能更多地运用非传统的融资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沿着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劳动力驱动型和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逐渐达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国家已经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外向型发展三种模式，但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因素看，从“习惯”于要素投入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并非易事，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过研发促进技术进步，应是拉美坚持的一项长期战略。
第五，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看，拉美国家要走上持续增长之路还将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需要扩大公共政策空间，增加可供政策融资的资源，并创建相应的体制机制等。可以预期，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再度引起拉美国家的重视。
结语
通过考察拉美地区6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在某些阶段拉美国家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良机，造成一系列结构性失衡，最终以债务危机这种“剧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后果，进而导致现代化进程一路曲折。其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来说，进口替代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运行都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出现多种结构性失衡，这一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就会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
第二，从需求结构看，拉美国家必须巩固消费、提高投资、促进净出口，争取内外需平衡。而要巩固消费，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条件之一;提高投资，需要合理的产业政策做指导，尤其是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私人投资的激励措施要配套;发挥净出口的拉动作用则需要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拉美经济在产业结构层面上的失衡集中表现为：8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发展不足，而服务业内部异质性特征明显。当60年代中后期“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拉美国家没有适时转向利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初级出口替代模式，反而在70年代通过举债方式维持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品”逐级替代的跨越式发展路径，提前“透支”了产业升级的潜力，结果导致制造业20年的衰退，这种趋势至今也未得到根本扭转。拉美小国尚可存在依靠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拉美大国而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四，从拉美国家经历的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看，当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动力即将耗竭时，往往会有结构性失衡的信号出现，这时应该“未雨绸缪”，适时转变增长方式，不要等到危机集中爆发时再做出“痛苦”的衰退式调整，否则社会代价高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执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