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拟从9月1日起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8月24日，即中国公布对美反制措施的第二天，美方再次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并声称将“要求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这是美国自去年起三度对中国输美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后，再次运用关税大棒对华施压。此举为正在进行中的中美经贸磋商进程设置了巨大障碍，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前景蒙上了更多阴影。
抛开中美双方贸易统计口径差异、美方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等因素不谈，仅仅提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足以使美国关税大棒的效用大为可疑：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到底谁将为其买单?
美国进口商首当其冲
在人们易犯的错误中，望文生义是很常见的一种。从字面上看，既然是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似乎是中国出口商被迫向美国海关缴纳更多关税，是中国出口企业向美国政府单方面转移福利。倘若果真如此，加税的结果岂不是美国政府获得净收益、中国企业承担损失?不知是因为无知还是出于故意，特朗普政府经常公开宣扬“美国向中国征税”的论调，并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按照国际货物贸易的基本操作程序和惯例，在进出口双方达成交易后的合同履行环节，恰恰是进口商要履行向进口国海关缴纳关税、接受检验检疫等程序。也就是说，美国海关对中国输美商品所征收的关税，其实是由美国人缴纳的。因此，美国加征关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是美国的进口商。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美国加征关税的决定甫一宣布，就在其国内引发强烈反对。与进口、分销和零售相关的利益集团，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零售联合会、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等，反对声浪尤为高涨。这充分说明，“美国向中国征税”“关税让美国更强大”等论调是严重背离国际贸易基本事实的。
整个商品供应链都是受害者
当然，美国进口商在缴纳了加征的关税后，肯定不甘心独自承担这一额外增加的成本。按照利润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必然会设法转嫁关税税负。
一般而言，转嫁方向有二。一是向国际商品供应链上游转嫁。在同中国出口商谈判交易价格时，把关税税负预先纳入交易价格构成因素，通过调整进口商品价格形成公式来说服/迫使中国供应商承担一部分税负。二是向供应链下游转嫁。在向下游厂商或最终消费者出售产品时，通过提高售价而向其转嫁一部分关税成本。
税负转嫁是一个市场博弈过程。最终能转嫁出去多少乃至能否转嫁出去，取决于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市场地位、供求关系、谈判技巧、商品与市场的可替代性、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等众多复杂因素，每项交易的具体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层层转嫁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整个商品供应链和产业链都将成为美国加征关税的受害者。而作为这一链条的终端，美国消费者必然是最终买单者和最大受害者。
因此，在美国宣布对华输美产品再次加征关税后，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就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指出此举不但扰乱市场，还会伤害美国工人、农民、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并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冲击。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或遭损害
通过高关税获取贸易利益的观念，是早已过时的重商主义思想残余，包含着对国际贸易本质的重大误解。它片面着眼于货币财富在国家之间的单向转移，而忽略了国际贸易最基础、最重要的价值创造功能。
国际贸易的核心功能在于促进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显著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贸易利益。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曾通过一枚扣针的生产过程揭示了这一原理：通过10个工匠分工合作，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扣针;而一个工匠独自生产，则一天连20枚扣针也生产不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产已经是一个全球分工合作、资源全球配置的完整产业链条，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创造效应正是各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加征关税带来的主要后果就是贸易阻断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就前者而言，原本正常进行的中美贸易因成本提高而被迫中止;就后者而言，原来中美之间的最优资源配置因高关税而被迫分离，转向同第三国进行次优配置。这是对自由市场中最优资源配置和高效生产的干扰和阻断，既会造成出口国生产者剩余的减损，更会带来进口国消费者剩余的巨大损失。可见，加征关税虽然能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但它窒息了国际分工合作这一财富增长之源，无异于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受损害的只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动力。
追求“相对收益”只能是一厢情愿
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加征关税损害了中美经济和世界经济，但为了维护美国霸权、遏制中国发展这一更高的战略目标，只要中国经济受到的损害更大，则对美国而言仍是有益的。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相对收益”观念。特朗普总统就是这一观念的拥趸，他公然宣称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危害比对美国更大，因此美国会最终“赢得”贸易战。
然而，这一论调显然是靠不住的。且不论这种“宁可自损八百，也要伤人一千”相对收益观显然损人不利己，是一种疯狂而愚蠢的对抗性思维，就连美国是否能确保这样“收益”，其实也大为可疑。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巨型市场，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劲内需，经济增长的韧性很强，贸易战对中美两国谁的损害更大殊难逆料。其次，与十几年前大不相同的是，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大为降低，对美出口在我国总需求中的比重和影响更是有限，认为贸易战能够重创我国经济只能是美国自以为是的意淫。再次，针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我国已经准备好反击工具箱，做好了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虽然我国反击的规模不如美国大，但精度颇高。最后，美国经济也绝非没有弱点。8月1日当天，美国三大股指盘中出现“断崖式跳水”，上演“黑色星期四”，就很能说明问题。
综上，妄图通过加征关税而获得战略上的相对收益，恐怕只能是美国一厢情愿的妄想。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对华极限施压的把戏，该收场了。
互利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战没有赢家。1930年，美国出台《史慕德—哈利法案》，将美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提高到53%这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举很快遭到其贸易伙伴的严厉报复，结果非但没有缓解美国的经济困境，反而使美国的出口大幅萎缩，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同时，由之引发的1930年代初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不但进一步加深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还成为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可谓代价高昂，足以为戒。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融合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经济都是同一个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一背景下，合作是两国经贸关系唯一出路，也是历史大势所趋。只有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通过谈判管控分歧、扩大共识，构建一个平衡、包容、共赢的合作机制，才能最终造福于两国人民，并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大国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