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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莱:美国经济能否凤凰涅槃?

  文章从这条新闻开始:美国时间8月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率领约3万民众,祈求上帝帮助解决美国国内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佩里所讲的诸多问题,当然首要还的是失业率高企、经济回暖乏力、主权债务攀升、政府财政吃紧等经济问题。

  人类渺小而卑微,感觉走投无路时,就会仰望天空,祈求上苍庇佑。中国的农民过去靠天吃饭,久旱无雨之后,少不得会端着祭品跪于田间,呼吁天神龙王施恩降露。美国佬还不至于没饭吃,但肯定是遇到了麻烦,所以也想到了求助上帝。

  这件事当然免不了有作秀的成分。佩里是共和党人,而且是个喜欢走偏锋的人物,早先它就说过德克萨斯州应该脱离美国的气话。他这次率领3万基督徒祈求上帝解救美国,就意在通过这种独特的举措为自己和共和党造势,为明年的大选提前热身。但他竟然带着人群浩浩荡荡地找到了上帝,一副悲天怜地喊爹喊娘的样子,虽然是在作秀,却也说明美国确实出了问题,尤其是经济出了大问题。

  美国经济有什么问题?病入膏肓了吗?这不是一篇短文能说清的,我也没能力对此系统深入地评说。不过,如果是一块巨礁,水退之后就有露出真摸样的时候。美国经济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它的病态外行也能看出三分了。老姜现在就来谈谈这件事。

  扯远扯大一点,美国经济也存在结构问题——它的经济已经高度服务化,高服务化的另一面,是实体经济、尤其是普通制造业的空洞化,基础投资作为一种产业也已边缘化。美国的高服务化经济,还不是中国那种餐饮加摊贩加发廊式的服务业,而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服务经济。它的金融业发达,品牌创意与管理能力超强,控制了全球相当部分的研发与终端市场。

  这种技术与创新含量高的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明显占据着优越的位置,将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几乎都据为己有了,而中间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部分,则留给了别人。实体经济领域的加工制造业,曾经是美国崛起的不二法宝和骄傲,如今却早已被它自己扫地出门,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这造就了美国的富裕,并在富裕的美国,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主要由中国提供的平价消费品市场。美国人收入不菲,市场上的普通消费品的价格却不贵,有些比中国还便宜,就是这种经济结构的贡献。

  但这也给美国带来了隐忧:大量消费品需要从中国等地购进,贸易逆差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巨额贸易逆差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富裕的美国成了缺钱的国家。此外,服务业本来是能够高吸纳就业的产业,但美国服务业过高的技术与创新含量,却使它的许多服务业丧失了这一特点,成了美国人充分就业的障碍。一个投资50万元的餐馆,也许能吸收20人就业,一个能在全球调动数百亿资金的金融企业,一家能创造数十亿产值的软件公司,可能只要几十台电脑,几十个尖端人才就行了。

  不过,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也许还不在这些方面,而是与这种结构有关的增长乏力。美国抛弃了许多传统产业,它也就放弃了再次利用这些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机会,而传统产业,在立竿见影拉动GDP,比数量和速度上自有它的优势。划一大片地,盖工厂、修道路、起高楼,GDP也许就能提高几个百分点。但美国显然已经对这一套陌生了,也至今未看到它有重拾旧业的兴趣。美国现在这种经济结构,只能跟别人比质量,若说到比速度和数量,它就比中国差远了。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已形成高度的创新依赖症,粗放增长已经在这种经济体内失去了立足点。你见过用大跃进的方式盖楼甚至炼钢,但你见过用这种方式开发苹果电脑吗?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上一轮新兴产业带来的边际产出开始递减后,它仍未找到新一轮创新增长的立足点,至少这种创新还没有形成链条化规模化的产业。在这件事到来之前,美国经济要想再次提速,实在是一件难事。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创新能力极强的国家,他现在就每天创新着。但一种能导致新兴产业闪亮登场,能明显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速度的创新,跟零星的、分散的、原子化的创新活动是不一样的。前一种创新是有周期的,不可能随叫随到,召之即来,它也正是经济周期的幕后操盘手(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美国现在就正处在这种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路上,它今天经济的萎靡不振,在很大程度上是它新一轮创新成果尚未明朗的结果。

  美国经济的麻烦事,还有一个千夫所指的问题,那就是天量的政府主权债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只能丁吃卯粮,靠借钱来维持某些支出,甚至靠借旧债还新债。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权债务危机远比它的其他经济问题来的严重,原因是它对全球投资与金融市场的冲击更为直接,已成为全球投资人的敏感话题。现在,美国主权债务状况的每一步恶化,都会严重冲击包括股市在内的全球金融投资市场。前几天,仅仅是标普将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降了一级,就造成了全球股指的狂跌和剧烈震荡。

  美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还有没有救?这是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能把这些问题理性而不带立场地梳理一遍,就会得出乐观的结论。美国经济问题的性质和特点都表明,这个经济体纵有成堆的问题,却远没有走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它仍有相当的活力和弹性,它的前瞻性和潜力,也是其他经济体暂时难以比肩的。

  美国经济结构当然得调整,但这种调整意味着什么?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水往低处流,可能得拿出部分(只是部分)资源来,促使部分(也只是部分)传统制造业回流。让水由高到低流动,符合物理引力的要求,不是一件超越了自然定律的难事。这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要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通过创新之泵把价值流引导到高处,难度系数毕竟不同。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它的产业流动被一道道大坝拦住了,这些大坝有些是由经济利益博弈造成的,也有政治的、体制的、文化心理方面的成因。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高收入、低物价的生活,一旦市场上的部分产品不再由外国提供,而是自己生产,价格也因此有所提高,很难说他们不会怨气冲冲。美国人已经高度白领化,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上班,已成为很多人的标准谋生方式,现在要他们重新穿上蓝工装,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每天呆上几小时,他们未必不会有失落感。但形势比人强,一旦美国经济重振需要制造业部分回归,有些美国人得回到车间去,这种事还是会发生。

  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这也是当初奥巴马的一个竞选承诺。这件事之所以能做到,还不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也不都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的,环境污染的,有相当部分的制造业就属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即使是低技术产业,凭美国的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也不难提升它们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如果一种制造业是技术密集的,也不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隐忧,生产基地放在中国还是美国就不是一个问题,生产成本从而价格也就未必会高企。

  美国的主权债务问题,也并非是个死结,仍有相当的回旋余地缓解,甚至釜底抽薪式地解决。美国经济有弹性和前瞻性,这从下列事实中也可看出:它的政府捉襟见肘,经济低迷不振,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急中生乱,短视到去开发自己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它的政府入不敷出,黄金储备却占了世界的60%,也没见它的联邦储备局和财长打这些黄金的注意。美国的主权债务一再攀升,是由于联邦政府的开支远远超过了收入增长的速度,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又与两党政治博弈有关。民主政治下的这种两党博弈,影响了政府处理问题的效率,增加了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难度,但也使这个问题变得高度透明化,为问题的真正解决创造了条件。在财政和债务的流向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后,哪些收入和支出是应该的,那些是不必要或不公正的,人们总会逐渐取得一些共识。主流民意形成后,两党都会产生压力,最后做出让步,从而为减支增收、逐渐降低主权债务的规模开放绿灯。

  还要说的是,美国的债务形成了如此大的规模,偶然或突发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历史上,美国出现过四次主权债务超出或接近GDP的情况,其中三次与战争有关,一次是碰上了全球经济大危机。近十几年来美国主权债务的冲高,主要与小布什有关。9·11事件后,小布什一方面给富人减税,另一方面又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一下子就撕开了政府财政的缺口,后来奥巴马追加的债务,有些就是为小布什擦屁股的卫生纸。我相信,随着美军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缩小参战的规模和频次,在不影响美军常规开支(包括研发)的前提下,美国政府的军事支出会大幅度下降,并因此而减缓政府财政的压力。

  美国政府的收支结构中,还有两个影响其债务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即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富人的减增税负问题。对穷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民主党主张力保乃至追加,而共和党主张大幅削减;对富人的税负问题,民主党主张恢复被小布什取消的征税,而共和党则坚决反对。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悬崖边上的问题,双方都有退路,并必将在强大的压力下作出各自的退让。当民主共和两党都不断作出哪怕不如人意的让步后,美国的财政困境就会慢慢缓解,债务压力也会逐步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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