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业结构演进起到关键作用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二战”结束后，日本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然而，日本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8.7%，1955-1972年年平均达到9.7%，1970-1980年均年增长4.5%。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迅速增长。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5年209美元，1960年431美元，1965年为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
日本经济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以下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收入转型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升后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此时第二产业接近4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后出现加快上升趋势。
从工业结构看，战后日本首先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发展，比如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仅增长了2.3倍、73.6%、3.8倍、5.8倍。19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化。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1.71倍。进入19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入19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19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
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
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在“岩武景气”的1945-1955年，日本压低民间消费需求，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过剩劳动力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
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消除。
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扩大了消费需求，稳定了社会。据有关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2万美元，此时政府更是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
日本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1.3%，1970年上升到39%。此后，日本投资率不断下降，1973年投资率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70年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消费率61.8%，1980年68%，2006年达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韩国：成功转型没有特别奥秘
韩国的经济转型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现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1961年到1994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间年平均增长9%。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GDP100美元，1970年270美元，1977年1000美元，1980年2330美元，1990年5770美元，2000年8910美元，2002年9930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美元，2010年预计超过20000美元。
韩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也和日本一样是成功的。1960年韩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比重为47.1：7.9：45.6，1970年为25.4：28.7：45.9，1990年8.7：43.4：47.9，2006年为3.0：40.0：57.0。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与需求结构变动分不开的。在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费率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
需求结构变化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多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韩国从70年代开始搞“新农村运动”，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
到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4%。可以看出，韩国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工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持续上升，这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9100美元。通过测算，1990年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1.82美元）。
巴西：逆转型规律而动
巴西的发展要比韩国更早一些。1970年巴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0美元，是韩国的1.7倍。但是8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1980-1990年年均增长只有2.2%。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90美元，只有韩国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国民收入（GNI）4730美元，处于上中等国家水平，但此时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17690美元。是什么原因导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产业结构方面，巴西过早地推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不但造成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而且还造成很高的失业率。另外，由于巴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工业化主要依靠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这使得巴西一方面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举债，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收入分配方面，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既导致国内消费市场不足，又引起社会不稳定。据有关文献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的53%，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
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同时农业又采取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这些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过快、数量过多，与工业化发展严重脱节，造成过度城市化。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进一步升到83.6%。
从上述三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历程来看，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积极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三是城市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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