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引发了对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讨论。政治现象的出现背后往往蕴藏着经济动因，这构成个体行动的共同历史条件。当前一个历史条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其影响包括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区层面，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在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低迷而日趋严峻。由此看来，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可以分为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
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国内经济原因
从国内经济层次来分析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美国表现的最为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曾做过这样的统计：2016年美国全职男性雇员的收入中位数低于42年前的水平，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额工资的全职工作也越来越难。位处收入分配底部群体的实际工资，依然停留在约60年前的水平。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60年中表现良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但是在大规模减税政策之下，这些增长成果落到了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批人手里。其结果，从1971年以来，中产阶层失去了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多数，至2014年，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所占的比例是49.4%。反观之，0.1%的最为富有的家庭却拥有了90%的财富。这种财富格局，一方面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西方发达社会那种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蜕变为拉长的“水滴型”社会结构，少数人握有大量财富，占据了财富版图的金字塔顶。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变带来社会多数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不满精英统治，改变国家治理现状，改变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资源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呼声。
美国财富版图的这种转变究其根源，还在于财富的产生方式。概括来讲，资本和劳动是产生财富的两种方式。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两种财富产生方式创造财富的边界并不一样。就个体劳动者而言，大到极致每天只能劳动24小时，且不可持续，因而劳动产生财富的边界是有限的。但是，资本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意流动，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眠不休地产生财富。如此一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生财富方式导致了“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财富积累分化。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更增加了资本产生财富的规模，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产生更为悬殊的两极分化结构。华尔街因为精英治理的放纵而成为民众反对精英统治的最大靶子，其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
客观地讲，美国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非始自今日，但今天的经济环境却加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这对于任何外向型经济体而言，都以为将国内财富分配蛋糕做大的难度加剧了。由此就看到，一方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用来分配的财富增长速度严重低于了两极分化增长的速度，其结果是固有的两极分化在这个时间节点被空前放大了。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不信任精英统治，“求变”成为普通民众的第一诉求，至于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则是第二个问题。当特朗普在大选中将议题聚焦于经济领域时，登台一呼，应者蜂起，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地区经济合作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从地区合作的视角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多英国民众对脱欧持赞同观点。欧盟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逐步统一了各成员国的货币，推出新的国际流行货币——欧元。但是，欧盟始终没有统一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就为经济状况尤其是财政状况不太好的成员国，借助于欧元这一国际硬通货的信用来发行国债从而维持国内的财政运转提供了可乘之机，其结果导致国家的债务与国家的财政状况相脱节。当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债务危机由此而始。2008年特别是2009年以后，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被称为“欧猪五国”的成员国相继发生国家债务危机，原因也在这里。
坦率地讲，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英国虽然经济持续低迷，但始终没有恶化到发生国家债务危机的程度。这一方面得益于英国经济的基本盘保持了稳定，另一方面跟英国没有放弃英镑也有一定关联。正反两个方面的考虑，使得部分英国民众得出这样的判断，欧盟的养猪行为拖累欧洲和英国的发展，加入欧盟不仅使英国没有获取预期的经济收益，反而有受到牵连之虞。这就使英国人产生这样的认知：与其是组团养猪，倒不如自家过日子更为放心和省心。
从欧盟运行程序看，欧盟拖沓、无效的决策机构与英国所承担的费用完全不成比例，也加剧了一些英国民众对欧盟的抵触心理。以欧洲议会为例，欧洲议会共计有785名议员，英国占据78席，绝对数量并不少，但相对影响力(即，欧盟内各国选民相对影响力)只有1.08，在25个成员国中位居倒数第二位，仅高于德国的1.00。和从欧盟获得的津贴和财政退款相比，英国每年需多向欧盟缴纳近90亿英镑。政治决策的低效、极低的相对影响力再加上高额的缴纳费用，使得很多英国人认为，对欧盟的无效投资是在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不如将之投入到国内更为需要资金的领域以提高国内就业、医疗教育和国民福利。
这两种心理认知，成为很多英国人执意要与欧盟分家的根源。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乡村和边远地区，这种心理更为普遍。
全球化对传统依附理论的修正
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依附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其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世界也就呈现出发展与落后的两极分化格局。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发展中国家借全球化之机利用后发优势展现出了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至2010年世界财富版图出现变迁，东方国家拥有的财富自16世纪以来首次超越西方国家。财富格局的变迁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一些民众包括精英阶层认为，全球化虽然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发展，但其收益远没有达到预期，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更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状态，也在修正着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判断。欧美国家的财富格局已经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群体和阶层都在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工薪阶层与边远地区的发展和财富积累速度远远滞后于资本持有者和中心城市。这样一来，在发达国家内部又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财富分配结构。外围的阶层与地区也就成为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聚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