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向型经济，韩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在资金、技术以及进出口贸易市场等方面均依赖西方主要经济大国，呈现出对经济大国的“依存”特征，尤其表现为对美国的依赖。无论是在体制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安全保障、提供市场、还是在资金与技术援助以及市场开放等领域，美国因素对韩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是韩国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最大外部动力。概括韩国经济起飞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体制的建立与维持
经历漫长封建主义、在近代又饱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韩国，能够在战后很短时间内建立起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美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结束后，美国确立的“在反共体制内向南部朝鲜移植自由民主观念”的政策取得相当的成功，使韩国在民主基础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建立了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虽然韩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具备其表象而实质上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无论是在李承晚、朴正熙、还是全斗焕时期，即使当政者采取极端的、甚至是近乎于独裁的专制统治，都没有触及民主政治体制的根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可以说美国不仅促使韩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也保证了民主政治体制的持续维持。这一点对于战后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美国占领当局在控制韩国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民主政治发展的立法命令，奠定了韩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杜鲁门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指出：“韩国成为试验田，在这个国家已经付诸实施的民主理念和原则，正在与强加在北朝鲜人民身上的共产主义展开竞赛。韩国走向自立的、稳定的民族经济将对亚洲人民产生巨大的、不可限量的影响”。
美国占领军在进驻韩国之后，马上就颁布了韩国政治发展和宪政体制建构的基本原则。1945年9月9日，美国军政府宣布：基本政治权力来自国民，政治权力执行的政策由国民通过选举决定，选举由2个以上政党以竞争方式进行，政党必须是民主的国民自发的团体，国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证，社会舆论不受政府控制，实行法制主义，政府的权力必须分立等基本原则；签署“朝鲜人民权利宣言”，赋予民众以集会、结社、出版、言论、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制定较为公平的选举法，并使选举制度在韩国这样一个从未采取过选举方式国家得以扎根；向韩国兜售美式民主和反共主义，通过多种方式输入自由民主观念，使他们较充分了解和接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并掌握选举程序，通过各种媒体、发放传单和海报等形式向当地人鼓吹美式民主的优越性；强化国家机器，尤其是警察和军队，竭力打压左翼势力和工农运动，构建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基础。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措施，韩国最终建立了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通过外力施压的结果。这种输入性政治体制，没有充分考虑韩国的实际国情，也没有充分尊重韩国人民意愿，有强迫性的特征。但对于战后初期的韩国来说，这种外压下的输入型政治体制，避免了韩国可能遇到的剧烈政治动荡和政治选择过程，某种程度上为短期内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美国不仅完成了对韩国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的输入，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维持政治体制稳定的作用，使韩国政治体制基本框架并没有因为威权政府的出台而宣告解体。美国给韩国带来的民主制框架对任何政权都有无形的束缚。比如，即使是朴正熙、全斗焕等在专制统治时期，无论其专制程度有多高，都不得不考虑组建政党(1963年朴正熙组建民主共和党、1981年全斗焕组建民主正义党)；朴正熙在当选为第五、六届总统时采取了选举竞争的方式；1981年，全斗焕主动表示限制总统任期等。这些事实都表明，正是因为美国的监督和干预，才使得韩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和框架得以维系，韩国历届独裁政府不得不在民主制框架内谋求政权的合法性。
二、对韩国的安全保障
美国在战后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与韩国签订了安保条约，确立了军事同盟的关系，并长期在韩国驻留大量军队，向韩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对于战后韩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帮助韩国维持了60余年的国家安全，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美国驻韩美军依靠其先进的装备和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的投入，很好地保证了在南北对峙和冷战背景下韩国的安全，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韩国的国防实力，使韩国在战后相当恶劣的安保环境下，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与安全，可以全心致力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成为韩国实现经济起飞与高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第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使韩国在极其恶劣的国家安保环境下专注于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了国家安保开支的压力，将更多的物力与财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朴正熙总统的“经济发展第一”理念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作为基本前提不可能得到贯彻与执行，国家安保将成为超越一切的政治理念，经济建设将不可回避的让位于国家安保，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将很难完成。此外，考虑到驻韩美军所拥有的军事装备、物资及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运营经费，美军驻韩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如果美军撤出，韩国要填补美军退出产生的军力损失，须有投入的国防经费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假如驻韩美军撤出韩国，韩国将在其后5年内，每年至少投入32亿美元装备投入、不少于20亿美元的运营经费，总额将达到近260亿美元[1]，才能勉强填补军力。而且即使这样的投入也很难达到同期驻韩美军的军事能力。
第三，美韩安保同盟关系，使韩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提高了国际地位，并有利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通过与美国确立军事同盟关系，使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使韩国在西方阵营中地位和形象也得到相应地提高和改善。韩国以美国战略盟友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一员的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借助美韩同盟关系，在美国的帮助下，推行积极的外交战略，大大改善了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从这些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为其推进出口导向型外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第四，美韩军事同盟不仅加强了双方在安保方面的相互合作，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交流与协作。在同盟关系下，美国接纳了很多来自韩国的各类人才，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他们从美国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理念，在韩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良好的双边关系和活跃的相互交往，使得代表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韩国的广泛流行，对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有助于破除根深蒂固的封建落后意识和价值观念，并使西方先进政治、经济理念得到快速和广泛传播，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三、对韩国的援助与扶植
美国对韩国经济起飞与发展的直接影响无疑是经济恢复和起飞阶段的援助和扶植。可以说离开了美国的援助与扶植，韩国不可能实现短期内的经济起飞与发展。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与扶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金援助。特别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韩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美国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达到了31.3亿美元，相当于同期韩国GNP的十二分之一。美援物资还占韩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又相当于其固定资本形成额的五分之四。美援在韩国成立初期成为韩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之一[2]。1957年美国对韩经济援助达到顶峰，总数为3.83亿美元。随后，援助金额开始下降，1960年为2.452亿美元、1961年为1.928亿美元。1962年和1963年对韩经济援助回升至2.455亿美元、1964年和1965年再次降为1.648亿美元和1.769亿美元。1966—1972年间，年经济援助规模基本稳定在1.73亿—2.41亿美元。援助形式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以赠与为主，1965年以后，由无偿赠与转向长期贷款。1972年，赠与援助完全停止，贷款达到2.58亿美元[3]。
其次，对韩国的技术援助。在经济发展早期，美国是韩国技术引进主要来源国。1962年到1986年间，韩国从美国的引进技术数量占到全部引进技术数的24.2%，虽然不及日本，但在涉及金额方面大大超过日本，达到全部金额的45.2%，超过了日本的30.1%的水平。①
除了技术输出之外，美国还对韩国的科技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援助。比如，1966年成立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就是在美国的援助下成立的。美国投资676.6万美元，负责提供设备、器材与技术援助。该研究所还同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结成姊妹研究所，聘请巴特尔研究所的科学家参与筹建、研究和管理工作。可以说，正是早期美国在科研技术领域的扶植，为后来韩国建立并形成完整的国家科研创新体制打下了基础。
再次，有利于韩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放松市场准入，作为对韩国实施援助的新形式，对韩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使韩国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可能。1960—1965年，对美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例由11.1%升至35.4%，1970年达到47.3%，1971年达到49.8%。20世纪7、80年代，除个别年份在30%以下外（1979—1982年，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在30%以下，但最低仍占到26%），其他年份一直保持在30%以上①。韩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中，长期作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对于韩国实施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鲜紧紧盯住美国和日本市场，在日本—南朝鲜—美国三国经挤协作带中充当‘中间’角色，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交换循环。此循环可大体表述为：从日本引进生产资料，经加工后，将产品销往美国。因此，南朝鲜的贸易收支结构长期呈‘逆在日本、顺于美国’状况”[4]。在美韩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有利于韩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相信韩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
战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对韩国政府的行动具有极大的约束力，以至于让人怀疑，不知道韩国政府推进的政策“首先反映的是韩国政府的目标还是美国援助当局的目标”[5]。如何才能使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开发援助政策起到既引导民族主义“步入正轨”又阻止共产主义“间接侵略”的双重功效，是美国在实施对外援助时重点考虑的问题[3]。为了使援助能够达到美国所希望的效果，美国对接受援助的国家制定了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受援国达不到要求，美国将会进行干预，甚至不惜剥夺被援助的权利。
在援助韩国的过程中，美国对韩国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进行了有效地干预和影响，使韩国经济在出现决策失误和混乱时，及时给予纠正。韩国作为被动接受援助的国家，在迫切需要美国援助的情况下，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听从美国的安排。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国家广泛干预下，通过长期经济计划，依靠大企业集团，以负债财政推动经济发展的“指导资本主义”治国方略，如果得不到美国支持、认同或者美国反对的话，将很难得到执行。1961年朴正熙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引发韩国经济的负面问题。当时美国就明确表达了对韩国近来“擅自行动”的忧虑和不满。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赖斯在召见韩国驻美大使时表示“如果美国的作用是建设性的，那么为了有效地合作，我们必须知道你们打算做什么。韩国的生存能力和人民的福祉主要取决于美韩双方在发展韩国经济方面的共同努力。假使美国的努力被(韩国)废弃了，我们定会重新评估(对韩)援助政策”。为了表明事态的严重性，美国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杰也就韩国在经济上的“天真行为”和“管理不当”以及越来越不愿与美国充分协商发出了警告。美国的威胁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它不仅拒绝了韩国军政府为实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而提出的2500万美元的经援要求，而且突然削减了对韩赠与援助。面对美国的压力，朴正熙政府表示“已经认识到没有在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与美国协商以及采取仓促的、不明智的经济措施带来的实际和潜在的危害”[3]，进行妥协和让步。
1964年夏，美国由优先关注经济稳定转向主要强调发展出口，这对韩国向出口导向型外向经济的转向有着重要意义。美国主张韩国应采取低汇率、低贷款利息和高存款利率，认为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新资源而部分抵消。这些主张对韩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朴正熙政府据此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出口的举措：1964年5月3日，将韩元相对美元的币值由130：1调整至255：1；1965年3月，实行浮动汇率制，以保持韩元的真实币值；1965年9月，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国会同意将利率最高限额提高一倍；1965年3月，美韩建立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以及韩国政府各部和私人部门代表组成的联合发展出口委员会，负责促进韩国的出口。美国国会财政办公室曾在1997年9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韩国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过程几乎每个方面都与国际开发署顾问的建议有关[3]。1965年6月，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美国政策的影响。美国为了缓解对韩国进行援助的压力、解决美国对韩援助资金短缺的，积极敦促朴正熙政权进行对日谈判，推进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韩国逐渐摆脱贫困，走上经济高速发展之路，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由以往的对美单方面依赖逐渐向对等关系转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88年，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贸易盈余最多的5个国家和地区之一，而其绝大多数贸易顺差来自美国。韩国对美贸易盈余从1985年的43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96亿美元和1988年的87亿美元②。从1986年起，韩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取决于贸易平衡问题。韩国与美国之间围绕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问题争吵和矛盾频繁出现。美国甚至动用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和重新制定韩元币值，双方之间的贸易纷争和摩擦不断出现。
进入新世纪，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已被中国所取代，但韩国仍然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同时，鉴于美国在安保、政治等领域仍然对韩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使得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并且保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对于韩国仍显得极为重要。2012年3月15日，经历数年之久、几经波折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预示着韩美经贸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因素仍将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相炫.韩美同盟50年回顾及韩美关系展望[J].国家战略（韩），2003，9（1）：40.
[2]李柱锡.韩国经济开发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50.
[3]梁志.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J].当代韩国，2009（1）：32-36.
[4]金凤德.南朝鲜经济发展模式简论[J].世界经济，1989（2）：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