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演变是“明白”的市场和“糊涂”的政策之间博弈的过程。决策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难得糊涂”来完成对公众的“教育过程”
源于几个中小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终于演变成为波及整个欧元区的银行危机，同时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希腊政府债务事实上的违约，以及不久前发生的西班牙某银行的重组是这一“债务危机引致银行危机”的标志性事件。
危机的蔓延和深化迫使欧洲的政策当局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在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方就危机的救助方案达成基本共识。金融市场开始企稳。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是很多“明白的”市场观察家们对事态发展的反应。
其实，早在2010年初“欧猪五国”主权债务问题集中显现之时，就有相当多的经济专家和市场分析人士发出警告，如果相关事态不能够及时控制，个别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有可能带来波及整个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人士呼吁以德法两国为主导的欧元区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坚决果断的救助措施，把危机风险因素遏制在萌芽状态。
理论上讲，欧元区核心国家的确应该主动出手施救。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道义上的诉求，而且完全符合他们本国公民的自身经济利益。
欧洲的货币一体化，使欧元区内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达到极致，令德国这样的贸易大国受益匪浅。德国以贸易立国，外需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元区的单一货币，不仅便利了贸易结算，更重要的是使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利率迅速向德国的水平收敛。低利率刺激了那些国家的内需，而德国的超强竞争力使其他国家的内需变成了自己的有效外需，帮助其实现高增长和创造就业。
更重要的是，德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如果德国不是欧元区的一分子，从而一直保持独立的货币体系，德国马克势必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而强货币对贸易的负反馈机制会部分抵消竞争力的释放以及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然而，在欧元区庇护下，德国避免了汇率升值的威胁。因为，尽管德国外贸顺差巨大，但欧元区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外贸状况却是总体基本平衡，并不构成欧元持续升值的基本面因素。
可见，仅从利率和汇率这两个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价格变量的作用机制出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是建立欧元区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伊始，德法等核心国家迟迟不愿出手相救。他们一方面敦促希腊等危机国采取各种手段加强财政纪律；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其自身的财政和银行系统的稳健，不惧危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副糊涂的旁观者姿态。德法政治领袖不可能辨不清上述利害关系，他们实际上是“装糊涂”。政治领袖们清醒地知道，把他们送上领袖地位的普通选民不会也不应该像经济专家和基金经理那样考虑问题。
整日为生计忙碌的德国产业工人，更多地只会把他们高质量的生活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工作，而不是汇率和利率这些难以把握的概念。小日子过得美满的德国普通百姓，绝不愿意掏自己腰包去帮助生活在希腊的陌生人。
这里“宏观”和“微观”的脱节是很自然的，由此形成的“认知缺口”，仅靠政治领袖雄辩的演讲是无法弥合的。只有当普通百姓意识到他们放在银行里的存款可能拿不回来的时候，才会作出符合他们朴素逻辑的理性选择。
决策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难得糊涂”来完成对公众的“教育过程”。反之，如果政治领袖们表现得“高瞻远瞩”，过早采取行动，而不被选民理解，反而可能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境地。
经济和金融危机通常因市场纪律开始约束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而触发。然而，危机的深化和蔓延则应归咎于“政策失灵”而非“市场失灵”。在这个意义上，危机的演变可以看做是“明白”的市场和“糊涂”的政策之间博弈的过程。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策失灵”不应理解为“制度失灵”。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恰恰是公共选择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危机，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完全取代了“容易犯糊涂的市场”，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然而，代价却是令人不堪回首的社会灾难。
在危机环境里，作为投资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实属不易。这要求他们准确把握“难得糊涂”的政策底线，防止“聪明反被聪明误”地过分沽空市场。
作者王庆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