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的地缘政治骚动对全球化基础构成了新威胁。乌克兰、中东及其他地区爆发的实际和潜在冲突现在也是经济复苏的真正威胁。
上月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事件是全球化被迫倒退的象征。这次事件暴露出民航的脆弱，再没有什么比它更清楚地揭示全球贸易正在受到的攻击。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的接连举动招致了加倍的经济制裁，将俄罗斯不断推向经济自给自足。与此同时，美国对这些挑战的低调态度削弱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基础：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对全球化基础的信心减弱，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境自由流动将受到损害。
这些地缘政治摩擦的背景，是金融危机令各国突然退回到狭隘主义。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表明，国际金融机构没有跨境解决或处置的机制。尽管国际监管在努力加强，但现实情况是各国政府纷纷匆忙保护自家银行。
欧元区的银行系统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希望早已不复存在，银行处置仍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新的狭隘主义反映在欧洲各国政府一面不断鼓励他们的银行收缩资产负债表，另一面却要求银行向国内小型企业提供更多贷款。世界各地对资金流动管制的政策讨论正逐渐增多。
金融危机迫使我们对贸易和投资展开反思。许多公司认为他们的供应链延伸过长，于是决定转回国内市场。地区性摩擦也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投资地点，尤其鉴于在华日企所受的攻击，以及更为普遍存在的外企受到的监管敌意。
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到那时信心的削弱会使人们不再坐飞机、不进商店，并决定不再投资新厂房和机器——而最后这一点是维持经济复苏的关键。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用经济术语来说，结果将是一系列负的需求冲击。而全球经济的状态已糟糕到无法应付这些冲击。
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在19世纪全球化顶峰期和2007年信贷紧缩前的时期里，自由贸易分别由英国和美国这两个霸权国家支撑。在今天这个更多极的世界里，美国已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冒险而疲惫不堪，美国人民也对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没什么胃口。虽然伊拉克的事态促使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考虑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采取适度行动，但他的工作重点仍是撤回军队，尽可能少介入国际事务，搞好国内建设。他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这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潜在扩大地区冲突成本。
这给非美国人、尤其是欧洲人的教训非常明显。再也不能想当然地搭乘美国军事预算的便车。欧洲将不得不投入更多自身资源以应对一个崭新的、强硬的俄罗斯，同时还要解决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政策制定者们将不得不背负着过高的国债来面对这些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更广泛的教训在于，当前繁荣所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地区紧张、冲突和对势力范围竞相声索的溢出效应，这些威胁迫切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来解决。他补充说，对曾经使全球加深相互依存成为可能的体制丧失信心才是增长的最大障碍。这是个很大的论断。但毫无疑问，最起码地缘政治把我们带入了危险的经济版图。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