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危机表面看是家庭的经济负担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是涉及面极广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低生育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合的一种新生育文化，那么一旦形成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人类就必然会掉入内生性的“低生育陷阱”，演变为低生育社会，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政策都将难以改变这种低生育文化。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人口就是命运。这句包含着丰富内涵和深刻洞见的话在低生育时代引起了后人的共鸣。以我之见，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古往今来，可以说人口就是文明的命脉，在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中，人口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长跨度的历史框架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变动与文明兴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人口兴，则文明兴;人口衰，则文明衰。人口作为一个慢变量所发挥的基础角色和长期作用不可小觑。
目前，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恶果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从农业、渔业、零售业、服务业到制造业的生产现场，已经到处出现人手不足问题。由于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过疏化，缺乏青壮年的日本农村甚至连夏季暴雨都无法应对。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日本人口将总共减少620万，其后还将出现每年减少100万人的局面;2024年1/3国民的年龄在65岁以上;2033年1/3住宅没人住;得不到护理的老人不断增加，将来日本每周可能有4000人“孤独死”。究其根由，是因为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态势严峻。2015年，日本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个孩子，而根据2016年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7.3%，日本已经步入了“超少子-超老龄社会”。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减至8808万。自本世纪初，日本举全国之力提升新生儿出生率。2005年，日本新生儿出生率为1.26%，2015年提升至1.45%。但在这10年间，年均新生儿出生数却减少了56853人。超低生育率-超少子化-超老龄化恶性循环。
2017年上半年，韩国新生儿人数首次减至20万名以下
韩国统计厅称，2017年上半年，韩国新生儿人数首次减至20万名以下。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韩国人口开始减少的时间将比起初预想的2032年提前10年左右。韩国已经认识到：要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政府不仅要鼓励生育和养育，还要改善就业岗位、居住和青年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坦陈：过去10年来，韩国投入了100万亿韩元(约合5871万元人民币)仍未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若照此趋势发展，人口将急剧减少。韩国政府计划通过就业、住房、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结构改革，进一步创造鼓励国民养育子女的社会氛围，从工作岗位、保育、教育、居住、医疗等各个领域着手改变民众生活，特别是早日解决职场女性因生儿育儿等负担中断工作的问题。
日韩的经验和教训启示
日韩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其一，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性质不同，应该区别对待。低生育和少子化是“元问题”，没有生育和孩子，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没有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希望。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业者、纳税人，养老金和人力资源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减少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生育的外部性为正，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老龄化一方面是长寿风险，老苦病苦死苦;另一方面养老负担和代际支持问题，这一点又与少子化发生联系。其二，低生育为什么提振不起来?换言之，日韩为什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跳不出“低生育陷阱”?低生育危机表面看是家庭的经济负担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是涉及面极广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低生育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合的一种新生育文化，那么一旦形成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人类就必然会掉入内生性的“低生育陷阱”，演变为低生育社会，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政策都将难以改变这种低生育文化。既然人口是社会最基本的因素，那么日趋普遍和严重的超低生育危机就是最深刻的社会危机。
尽早跳出“低生育陷阱”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人口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低了整一半。预计到2023-2025年中国将迎来人口增长的历史峰值，转而开始人口下降过程。低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在有些地方，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很难激起人们多生孩子的欲望。然而，持续的低生育率是比过去高生育率更为棘手、更难治理的人口危机。
历史证明，持续的低生育和超老龄化暗淡了文明的光芒，因为没有了人口的“后浪效应”，人口发展就难以持续。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恰恰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可以预言，超低生育率、快速老龄化和人口生态失衡交织在一起的大人口危机是未来百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头号问题。中国需要及时树立全新的人口价值观——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也是最可靠的力量和红利，要改变控制人口数量的治理观，确立优化人口素质和结构的发展观，尽早跳出“低生育陷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