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唯实》(南京)2017年第201711期 第18-21页
期刊名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复印期号: 2018年03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阐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观作出了重要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说明。
首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观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观集中体现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的阐述中。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资本主义等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时,的确强调了其物化及异化的特性。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论及私有制社会时,往往是从基于阶级对立的所有制关系或与此相关的财产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生产关系的内涵。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他们对一般意义上的或未异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也曾做过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各个人的力量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即使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也说过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2]实际上,他们是把私有制条件下物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观点统一起来加以理解。
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非私有制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时,我们要着力避免解读思路过于狭窄的可能性。譬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我们思考其社会基本矛盾时,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内在矛盾的解读思路,而应着力思考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这种解读方法,实际上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曾成功地使用过。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只有这种思路才能正确地解答具体的、特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矛盾的准确内容,而不是笼统地或机械地把社会矛盾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普适化为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统一的表现形式。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以往阶段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什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发生新的变化,会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为对于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我们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不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那种由资本所推动的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基于阶级对立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本质性矛盾,而是在国家、阶级及个人在利益诉求相一致的前提下所出现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暂时还不够完善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以往阶段中,表征生产关系内涵的那种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层面上的需要,因此那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便表现为这些层面上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今天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表征生产关系内涵的那种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的两种需要的基础上,拓展到了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层面需要在内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整体需要。再加上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获得显著提高,更突出的问题只是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正因为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当然就应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清晰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观。一般来说,要想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矛盾观,必须在对社会发展基本理念,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上有十分清晰的认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马克思晚年在回答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时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其《资本论》中相关观点的误读是不可接受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清晰的认知,要想谈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所取得的历史性建设成就及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作出了深刻和系统的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的事业全面开创了新局面。这具体表现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等诸多方面。这些历史性的建设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也就是说,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是必须建立在对上述历史性变革的深刻认知之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不能仅仅用物质文化的需要来概括,而应进一步拓展到对整个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层次。此处所发生的递升或转变,不是内涵上的简单扩大,而是层次上的递进。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跟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提升,它是在我国已经取得上述历史性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人民所提出的日益增长的新需要。这不仅体现在上述提到的需要的广度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原有需要的深度层面。譬如就物质需要来说,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不再停留在对直接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之获得感的满足上,而是已经提升到了对包括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新的物质资源的满足上。就文化需要来说,人民群众的需要也已经不再停留在对直接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商品的获得上,而是已经提升到了对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为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做贡献的层面。所有这些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重要提升的需要,统称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制约这种新需要之满足的主要因素,是我国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概括,正是建立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现状的深刻总结之基础上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现阶段社会矛盾观的新概括,还体现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历史性、深刻性认知上。他明确地提出并强调了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性,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念的推进与深化。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我们知道,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物为本来说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明确指出并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原则的坚持与维护,是对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的发展原则的批判与超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时候,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一背景下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处的“人民”当然包括我国各地区的所有人民群众,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首先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某些领域发展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我们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在脱贫攻坚领域任务还很艰巨,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领域差距依然较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同时此处的“人民”还是在中华民族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征途中的人民群众,因此他们的需要或诉求显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各种需要的总和,是面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种综合需要。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显然具有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特征。这一发展理念已经不再与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相比较,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所提出的更加契合于这一时代特征的新发展理念。
正因为有了崭新的发展思想及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刻和系统的阐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阐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观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对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了清晰的、深刻的解读,同时也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我们只有对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作出准确的把握,并致力于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可能真正地解决这种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再次,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阐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当然也为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知道,能否准确地把握住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关系到能否找出解决这些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与策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当时的其他许多思想家则做不到这一点。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把当时的社会矛盾解读为精神的自由本性与现实的精神异化之间的矛盾,费尔巴哈等直观唯物主义者把社会矛盾解读为抽象的人性与现实的异化之间的矛盾,英国的“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则把社会矛盾界定为生产力与分配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些解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比显然要简单和肤浅得多,这也是他们在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及路径等方面无法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深度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和新阐释,是在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也就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准确概括和清晰阐释,既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又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涵及解决路径。这种新阐释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致力于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与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既快速发展又试图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历史征途中,都会碰到准确地概括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由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新阐释,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而且还从社会主要矛盾观的角度,为深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53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3.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