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工人运动就不断地走向衰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全部劳动者约有1/3加入了工会，而如今这一比例却只有1/10。私人部门加入工会的比例甚至更低，只有5％。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中，工会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工人在政治进程中的共同呼声也遭到削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停滞不前，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情况。
但美国工会的没落并非必然。现代工人运动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大萧条时期，那时，羽翼未丰的工人组织和已成立的工会领导了一系列针对失业问题和美国资本主义失灵问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田到密歇根州的工厂，激烈的罢工给这些工业核心地区带来了强烈的震荡。工人历史学家欧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说，在那段日子里，“人人都参加罢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1935年，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国家劳动关系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工人组建和参与工会的权力。
接下来的一年中，不少工厂成立了工会，与此同时，工人领袖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和政治参与者。实际上，在二战爆发后，工人领袖往往会以备战的名义放弃举行罢工。有些时候，这样的举动得不到普通工人的欢迎，但却帮助工会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者心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而巩固了他们所在的组织作为美国产业工人代表的几乎无可争议的地位。到1957年，超过1700万美国工人，也就是大约35％的美国工薪阶层已经加入了工会。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工会成员的比例则达到了40％甚至更高。即便是在南方工人运动遭遇阻力最大的地区，比如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西州，工会成员的比例也达到了工人总数的20％。美国工会成员中大多数都是养家糊口的男性蓝领工人，且毕生都在某家大企业中工作。由于工人组织的存在有助于保护这一阶层的经济利益，美国的中产阶级才得以发展壮大，而这个国家也进入了一个收入较为平等的黄金时期。
在鼎盛时期，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具有相当的实力。在政治领域中，工会经常会代表很大一批工人(其中也包括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发出声音。而在经济方面，它们在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推动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因此也在很大范围内为社会福利水平作出了贡献。工会通过这些做法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的富裕提供了保证。工人阶级逐渐衰落以后，经济界精英阶层在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得以增强，而原本国家经济繁荣发展与工人阶级繁荣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已不复存在。如果还有可能的话，要想让工薪阶层回归强势，就需要恢复他们以往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所承担的双重重要角色。工会必须开始代表那些受工资水平停滞以及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伤害最深的人发出声音。在经济上，工会必须更加积极地抗衡经济衰退和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为企业以及社区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衰落的年代
虽然国家劳动关系法最初对工会来说是一种福音，但它同时也为工人运动的衰落埋下了种子。该法案明确规定了组建工会的权力，但它所构建的这种工厂选举体制意味着工人不得不分别在每家工厂或企业中组建工会，而不是形成行业工会。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劳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会自动延伸至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但在美国，协议的效力往往连工厂那道大门都跨不出去。
正因为如此，在战后的第一个10年中，组建工会的努力无法与整个经济中就业数量的疯狂增长保持同步。在1950—1979年间，劳动力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新增了大约4500万赚工资的上班族。然而，同一时期工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却只有50％，从1400万增至2100万，使工会成员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从30％降至20％。到20世纪70年代，新成立的工会每年仅能将不是工会成员的工人中的约0.33％吸纳进工会，而没加入工会的工人总数则以每年3％的比率逐年增长。
就算只是在劳动力市场保持增长而经济与政治环境未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工会也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后面的日子里保持自身的影响力。然而事实证明，经济与政治环境变得糟糕了很多。1973—1974年的欧佩克石油禁运预示着接下来将是混乱的10年。石油价格冲击使全世界陷入了滞涨，西欧和美国被全球范围内的失业与生产率增长放缓弄得心惊肉跳。随着70年代和80年代的到来，在航空、汽车、钢铁等工会实力强大的产业中，美国制造商也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日本出口商越来越强劲的竞争。与此同时，政府放松了对运输和电信行业的管制，还放宽了价格控制、许可证管理以及市场准入限制。为了保住工作岗位，工会就会时常做出让步，其中包括接受减薪、工资冻结、降低生活成本调整补贴，以及缩短合同期限。
到20世纪80年代，工会成员占工人总数的比例已经连续30年保持了稳步下降。而从这一时期开始，工会成员的绝对数量也开始减少，在通信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尤其如此。在货运行业中，放松管制为新的无工会企业和独立所有人的运营商敞开了大门。有些企业，比如美国丰田，就在远离中西部和东北部传统工人运动大本营的南方建立了不设工会的新厂。向小型、专门化的生产商进行分包的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制造业中不加入工会的工人越来越多。
导致工人阶级衰落的原因并非仅仅只有客观的市场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举步维艰的经济环境以及工会合同成本的不断上涨导致许多雇主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对抗工会。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包括歧视、胁迫和解雇那些被认为支持工会的工人。即便是在工会活动基本保持不变的时候，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不公平劳资行为的投诉量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投诉很多都获得了成功。在1970—1980年间，工人通过提出不公平劳资行为投诉而重新恢复工作岗位或获取赔偿的案例数量翻了5倍。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海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他们的《赢家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公司已经将这类惩罚“仅仅看作是做生意的成本之一，而且这种成本远比让工会变强要好得多”。
雇主也会通过合法途径来阻碍工会的发展。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劳动法规允许管理人员要求工人参加强制性的反工会会议，发放反工会印刷品，并对工人组织推动的劳动合同谈判使用拖延手段。与先前不同的则是雇主使用这些手段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在应对工会所带来的威胁上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结合非法手段，并听取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工会行业咨询师的建议，雇主可以成功地扼杀工人组织，而工会选举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大幅减少。
针对这种情况，各个工会试图改革国家劳动法案以便更好地组织工人。然而，由于代表大型企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强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每次试图大刀阔斧修改劳动法案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对工会的反对态度也已经从企业管理者的办公室一直蔓延到了白宫。1981年夏，就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后的数月之内，大约1.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举行了罢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报酬以及每周32小时工作制。在紧张的对决中，里根总统解雇了罢工者，并新雇了一批人永久性地顶替了他们的职缺。工会在这一举措以及之后所受的猛烈攻击下屈服了，而罢工的次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减少了2/3以上。
可以肯定地说，工会所面临的麻烦也有不少是自己造成的。美国的劳动关系是对抗性的；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工会没有能与雇主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从而提升其培训和管理决策水平。从过往的记录来看，工薪阶层也算不上是政治进步力量。工会对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越战抗议运动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成员的减少也使得工会更加保守。由于全体工人中加入工会的人数急剧减少，工会也就丧失了力量，从而弱化了它们影响政策、吸引工人入会的能力。
好工作仍然有，就看能否拿得到
要不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公共部门的工会发展迅猛，美国的工人运动还会更加一蹶不振。20世纪80年代，大约40％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工会，而这一比例从那时起直至今天都基本保持不变。这方面的数字尤以地方政府最为引人注目。全体老师、消防员和地方警务人员中，一半以上都是工会成员，这一比例几乎是私人部门的10倍。
工会在公共部门的这种强势表现也部分反映出政府机构的就业特点。公共机构并不会像私人部门那样消亡，公共部门的新工作岗位往往都是在已经有工会的场所中产生。这一点与私人部门形成了对比，私人部门的新工作岗位大多是在没有组织工会的新企业中产生的。此外，由于公共部门雇员提供的是政府服务，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竞争。比如说，没有工会的学校无法将公共教育体系(以及其中参与工会的老师)赶出这个行业。在公共部门，工会所受的威胁并非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那些被反工人阶级情绪所控制的民选官员。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共和党在2010年政权选举中赢得辉煌胜利之后，在工会成员比例较高的几个州，新当选的共和党州长协调一致对公共部门发起了一轮攻势。这其中尤以威斯康星州走得最远。从2011年2月开始，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推动了一项立法，用以取消许多公共部门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该法案于2011年3月获得通过，并且在成功地经受住一系列法律层面的挑战之后于同年夏天开始生效。推动沃克这一做法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与其他许多州一样，威斯康星州也需要平衡预算，而且将削弱公共部门的工会视作降低政府开支的一种手段。而且共和党人也知道，工会充当了民主党融资和组织选民的一个重要基地，如果工会被削弱，他们就可以从中受益。
其他的共和党州长，比如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似乎就遵循了相同的逻辑。克里斯蒂州长已经大幅修改了州政府雇员合同，提高了职工退休年龄，并迫使职工花更多的钱来为自己的医疗保健和退休计划买单。他的法案也限制了工会对未来4年中的收益进行谈判的权力，他宣称这一条款有助于规范新泽西的上市经济，但工人则认为这只是暗度陈仓，意在推销沃克在威斯康星州所采取的措施。
不过迄今为止，克里斯蒂和其他州的许多同僚都在避免触及沃克政策中最极端的一些内容，因为他们感觉到，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经济环境中，太咄咄逼人地对公共部门工会发动攻击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过于巨大。比如说，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就感到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去秋，他拒绝就俄亥俄州投票决定是否要推翻一部保护公共部门工会利益的法案的事件表明立场。尽管如此，沃克的举措可能会有利于削弱国家和市政公务人员心目中理所当然的工会组织。克里斯蒂和罗姆尼都对沃克的努力表示了支持。虽然沃克对工会的攻击很激进，但他在威斯康星的民众支持率却仍然保持在50％左右，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当中则有约90％的支持率。
面向大众
公务人员也许对最近的这些发展趋势颇为不满，但并非每个人都在哀叹工人阶级的衰落。主流经济学理论家认为，在当前经济下，工会组织所带来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来说太过昂贵。他们当中很多人认为，工会带来的过高工资水平减少了就业，并且给消费者带来了更高的价格。比如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曾写道，工会让美国的经济复苏放缓，并对美国参与海外竞争有妨碍作用。实际上，工会的存在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非常轻微。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和詹姆斯·麦德福(James Medoff)通过计算得出，1980年，当集体谈判协议覆盖到全体工人的1/4时，工人组织所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的比率仅为0.2～0.4个百分点。
工会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然超过这些成本。举个例子：研究表明，在私人部门，成为工会成员可以给一个工人带来10％～20％的薪水增长。换句话说，单从工资的角度看，加入工会基本等于拿了一个大专学历。工会还使得公司内部的薪酬平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提高了蓝领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会给拥有类似教育背景和经验的工人设定了统一的薪酬标准。
更重要的是，工会还能提高所在工作场所以外地方的工资水平。比如说，在工会较为普遍的行业中，未成立工会的雇主也会提高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从而省却建立工会所带来的麻烦。即便是将本地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人口特征、教育背景、区域特征等差异考虑在内，那些身处在普遍建立了工会的地区或行业、本身却不是工会成员的工人，他们所面临的工资不均情况也明显较少。此外，在对当地经济条件和州议会优势政党的因素进行调整之后，工会较普遍的州仍然拥有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较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对教育的投入也较高。这些州的议会也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提高最低工资，贫困率也往往较低。
工会已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美国的工人提供了保护。而这一发展的里程碑则是在1948年，当时通用汽车公司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进行谈判，达成了后人耳熟能详的《底特律条约》。该协议批准增加一项年度生活成本补贴，确保工资每年有2％的增长。生活成本补贴保证了工资增长至少能与通胀保持一致。而额外的2％则是为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向工人们支付酬劳。此外，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历届政府都为工会代表在设定工资指导线的委员会中保留了席位。虽然工资委员会主要负责控制通胀，但同时也担负着确保平等的职责。由于那个时期劳动力市场受到的管制比今天更为严格，所以整个经济的工资率往往是同升同降，工资不均的情况也就受到了严格控制。
不过，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段困难日子起，工会开始对大企业作出妥协，底特律协议的准则也就被抛弃了。2009年，麻省理工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二战后美国的机构与工资》中，把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情况称为“华盛顿共识”，并将那个年代描述为一个管制放松、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期。随着那些年工会的加速衰落，工资谈判也变得越来越保守。新加入工会的工人只能拿到不太有利的合同，一次性支付的做法基本取代了工资稳步增长的做法。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赚得的报酬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工资却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在过去数十年中还是头一次。从1973—2009年，非农业生产率激增了70％，而每小时工资的平均值只增长了不到10％。
工会所带来的整体利益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波动，但一组估计数据显示，这一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26％降至2000年的20％。而且就在同一时期，工会对工资水平标准化的作用也在减弱；在加入和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中，整体不平等的情况都明显增多：在私人部门的男性工人中增长了40％。据我们测算，这一跳跃式发展中大约有1/3与工会的衰落直接有关(对妇女工资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早期妇女加入工会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此外，随着工会成员的减少，企业也向那些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领薪工人提供了更优厚的非工资补偿——比如医疗、退休福利和假期工资。
在过去的10年中，权力已经更多地从工人那里转移到了管理人员和企业所有者手中。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经济保障——工资的稳定增长和丰厚的福利——已经遭到削弱。虽然参加工会的工人仍然享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并且在工作中也有更大的话语权，但这些好处已经大不如前。因为这些好处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而且这部分人还在不断减少，所以今后新生代工人所享有的经济条件可能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困难。
工会的选举权
在鼎盛时期，美国工会经常会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倾尽财力，绷紧了久经锻炼的结实肌肉，与总统、国会以及地方选举中的企业说客分庭抗礼。工人领袖享有拜访政治家，尤其是民主党官员的特权，并且在一些促进国内进步事业(比如医疗保险)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工人组织与民主党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也延伸到了工会普通成员身上。比如说，1964年的总统选举就是工会与民主党紧密相连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那时接近90％的工会成员都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约翰逊获胜以后，共和党人终于意识到，工人的选票数量实在太多，政治影响力也太大，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引用尼克松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说法，“没有工人的合作，什么事也办不成”。
除了支持那些保护工人利益的政策以外，工会还有助于让它的成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就和其他的国家一样，一个人越穷，他(她)就越不可能参与政治。但工会鼓励它的成员(其中许多是蓝领工人)去投票，因此也就把这些原本散乱的个体凝聚成了一个组织，并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训练和资源去追求共同的目标。研究一致表明，工会成员的选举参与率比其他方面类似的非工会成员要高出5个百分点。工会是少数几个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动员弱势群体的组织之一。
如今的工会仍然保有这种动员能力，但工人投票这一行为本身已经遭到了削弱，原因有好几个。首先，数十年来工会成员的不断减少意味着可供动员的工人数量已经缩水。虽然是否隶属于工会仍然是一个人是否会参加投票的重要指标，但工会对选举的整体影响力已经下降了。举例来说，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工会对奥巴马总统给予财力和人力等形式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相比于数年前工会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而言，重要性已经减弱。其次，工会的政治动员效果一直都是私人部门强于公共部门。从平均水平上看，公共部门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本来就已经比较高了。工会对这些工人的投票习惯的影响力也就远远不如对那些私人部门雇员的影响力大。比如说，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就算把选举的关键性预测因素考虑在内，公共部门工会成员参与投票的可能性也并不比不加入工会的人高。但在，今天，公共部门工人占了工会成员的大多数，因此工会在选举当天动员到的工人人数就比较少，而且还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工会的衰落，实际上让数百万不是工会成员的美国工薪阶层丧失了参与政治所必需的组织纽带。而且，因为工会已经不能够作为全国广大蓝领工人的代表，所以它受到的重视程度也减弱了；实际上，许多政策制定者(其中包括工会所剩无几的盟友)都开始将工会仅仅视作是一个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已。虽然有很多工会的资金仍然充足，但它们也无法与企业捐赠者相抗衡。在竞争白热化的2000年选举周期中，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开支与工人组织的开支比例为14∶1，而且最近几次竞选中的这一比例也和2000年相接近。以前，工人组织可以通过自己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去弥补与企业游说者之间的财力差距，但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重返黄金时代
工会的存在确保了美国工人阶级在20世纪的富足。工会保证了体力劳动者能拿到白领的工资，并在政治上代表工人发出共同的声音。人们在讲述工人阶级衰落的故事时，往往带着一种“此事不可避免”的语气：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工会也就变得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按照这样的思路，工会日渐式微的种种后果——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参与度下降——看起来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这个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也并非如出一辙。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对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造成了影响。在那些总量较小、对贸易比较依赖的斯堪的纳维亚经济体中，高度集中的工会有能力限制工资增长，抑制通胀并保持就业。在德国，工会在工作场所治理和熟练技工培训这类事务中的作用得以增强。虽然这段时期西欧国家工会成员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确实有所下降，但至今仍比美国下降得少。而且集体谈判权的覆盖范围基本保持不变。欧洲的工会仍然能够代表广大工人选民，并在积极为本国的经济成功作出贡献。此外，虽然这种说法的背后也有异议，但工会并没有让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更加恶化。在那些工会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家(例如比利时和荷兰)中，对工资和工时的谈判实际上有助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避免失业率暴增。
美国工会面临的挑战和欧洲工会一样，但应对却更为艰难。美国劳动者比欧洲更加分散也更加孤立。欧洲工会有能力与雇主和政府谈判，从而达成覆盖面很广的工资换工作协议，而美国工人运动权力分散的现实使得这种做法失去了可行性。在促成这类协议的例子中，瑞典的情况最为典型：通过国家层面的集体谈判，工会限制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工资增长，以应对通胀和失业压力。在美国，组织工会对于雇主来说成本较高。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会在雇主“分而治之”的策略面前也显得十分脆弱。在这种策略下，企业所有者对加入工会的工人施压，威胁要将他们的工作转交给没有工会的公司去做。
虽说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岌岌可危，但当前这个工资增长缓慢(而且现在失业率也高企)的时代也为工人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词汇，这其中有一部分是2011年中期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结果。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意将不平等问题政治化的制度支持者，那么这种诉求将是难以持久的。当然，不平等仅仅是众多不利趋势中的一种而已。几十年来，工资的增长都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修改劳动法案的尝试一直都以失败告终，而且最近政府还出面为银行担保，而不为家庭担保。这些事态发展表明，经济规则已经遭到操纵，而且变得对美国工人阶级尤为不利。如果工会能就这些经济不公平现象大声疾呼，他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己曾在历史上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即重新成为广大工人的代言人。
美国的工人运动将不会恢复巅峰时期的那种生命力，因为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备战动员和社会立法作用下形成的。但工会却可以发动一场对不平等问题的正面攻势，并通过站在广大经济利益团体的立场上说话以及为数百万因工资停滞和政治发言权减弱而遭受伤害的家庭大声疾呼来恢复自身的合法性。对不平等问题大胆直言，再加上更大的包容性，这有助于工会扭转成员不断减少的颓势。实际上，最近在工人运动的组织上取得的一些成功——比如休斯敦和洛杉矶移民工人的“清洁正义”运动——已经显示了工会与社区组织通力合作，发动参与面更广的运动从而追求社会正义所具有的效果。
工会组织更具有政治意义的一面，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维护工会成员的经济特权，而是站到前台，成为所剩无几的工人阶级富裕和有利经济环境的守护者之一。当然，如果工会带来的好处能更快地显现出来，那么工会的主张也会变得更具说服力。要扭转“工会只关心成员”这一观念(有时这也是事实)，工会就必须担负起在地方上提高生产力和赢利能力的职责。在其他国家中，工会在招收和培训新员工方面始终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也在确保企业之外的社区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场反对不平等的全国性运动，还有地方上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劳动关系，反映出的是近代工人运动历史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在那些工人组织能够代表广大选民、且工人组织充当了国家经济行为的重要参与者的地方，工会就能保持兴盛。要让工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就需要回到那个经济安全和发动工人都依赖工会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面临的挑战将会异常严峻。经济的全球化和雇主的激烈反对都使工人阶级的复兴变得特别困难。然而，让工人运动重新焕发活力，对于提升经济安全性以及确保对工人有利的经济环境都具有重大意义。
原文标题：Workers of the World Div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