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由于历史风土、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独特的文明形态。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风土等诸多因素。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性运行轨迹溯源追寻，就会发现日本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然存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不言而喻，日本的崛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其背后无疑存有这种精神力量。
危机意识与进取
长期以来，一种生存危机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时常困扰日本人的心灵，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瘠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主观上是由于日本一直处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国边缘，以自身古代文明与三大文明古国比试，造成日本国民心理紧张，时常伴随一种危机意识。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与发达文明交往过程中，日本人多因这种不安而产生自卑心理。
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就此指出：“从《海国兵谈》②起，已经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无论贵贱上下都应当防卫日本的思想。这种全民族‘防卫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切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以及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排外、攘夷行动③，其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属性居多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是保持原来的自我，维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日本民族拥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内质心理，这促使他们不断积极进取，积极学习外部先进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中，他们不忌讳承认自己的文化曾经落后，更不嫌弃自己的历史贫乏，先拜中国为师，后结欧美为友，主动走出去，虚心请回来，如饥似渴地汲取异国疆域的优秀文化，修补自身文明的鄙陋。岩仓使节团④“任务书”这样写道：“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无不超绝东洋，将此开明之风俗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木户孝允⑤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日本人“与今日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论》更为论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国民性的活动半径，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来培养国民，教育后代。”日本引进先进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机意识对于一个民族既是一种生命力，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战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户川猪佐武认为：“美国所带来的所有物质文明，都使他们(日本人)一味惊异，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们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与相当先进的美国文明之间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种要超赶美国的热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强大压力的情由下，常把压力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积极进取并超越危机，他们敢于同舟共济，身居列岛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们的利益，哪里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国土”。
日本对外咄咄逼人，以其进攻获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独特的危机意识便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就会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邻为壑，这样的危机意识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对邻国的快速发展而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构筑“对华包围圈”，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集团意识与和谐
日本人对群体、对集团具有一种强烈的的归属感，他们都有自己的“集团”。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集团或潮流中，将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团里，日本人才会觉得找到了自我位置与价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日本集团意识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可耕面积稀少，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队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环境；而以种水稻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横向结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的观念。
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指出：日本所处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并非个人竞争的场所，而是一个队与另一个队竞争的集体竞争的地方。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他们对公司的献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员工之间的竞争则不被看重。这些组成了日本工业的“国家队”的公司雇员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团结的整体去与他们的外国同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但它并不产生个人之间的竞争，个人要在集团竞争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意识最明显的表现。
日本也崇尚极强的个性，信守“个人发达”，但这种个性往往需要与集体联系在一起，建立在集体观念之上。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在日本，为了进一步强化集体意识、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内部强调“和亲一致、以和为贵、让而不争”的和谐理念，提倡奋斗，把集体作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尽量融合感情，减少摩擦，避免内耗，协作共奋，做到“使整体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业提倡在内部“让而不争”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集体，但在外边则是“争而不让，争而必胜”。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在于国民的服从性极强，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来自集体主义。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赢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团主义的群体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加剧了岛国日本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导致了日本国家主义走向极端化，对于日本与国际间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级文化与忠诚
日本社会为纵向社会结构，等级制度相当严密。由于等级文化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级制度下日本国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也都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中根千枝强调日本等级文化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出序列；二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只有严格遵守和维护等级制度，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有了这种安全感日本人就会埋头于工作事业。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认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个传统是寻求某个富有而有影响的庇护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个强大国家的有意义的保证，正如人们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师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样。”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盟的这一等级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年间国运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对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日本民族国家观念极强，人际关系强调“和谐”。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将它演绎成为一种对忠诚的信仰。日本人会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事物与他人。
战后，尽管日本人的权威意识与等级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天皇也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但传统的等级文化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在日本人看来，等级文化得惠于恩情伦理观念维持，一旦受恩于人就应对其人负有“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报答天皇之恩称为“忠”，报答父母之恩称为“孝”，当“忠孝”不能两全之时，以往的日本人会先对天皇尽忠，而后杀身尽孝，在他们看来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与“忠”紧密相连，日本人将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相结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调节权威、血缘纽带和各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日本人认为，沟通好感情，协调好人脉，也就弥合了社会之间的空隙，便可激发人们献身集体，报效国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献身事业、与自己所在的集体共患难、忠诚报国，这已成为日本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力量引导日本重建家园，振兴经济，变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由于等级文化的影响，也使日本养成了常以国家位置和等级的眼光处理国际关系，常常助长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公平，进一步导致了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大国思想与奋起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有论：战后造就日本经济崛起的吉田茂路线只是日本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
日本在各方面对其大国地位积极主动的追求是与其大国思想的战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国黑船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不得不开放门户，后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提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又如日本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后又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对于日本的两度失败而又两度崛起，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思想，为实现该目的而在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的文化。福泽谕吉在其名著《文明论概略》⑥中对此亦有所描述：“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鲜事物，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须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本的大国思想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文化密切相连。撰写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最早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据戴季陶《日本论》所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日本这种国体论又通过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达到表述至上的观念，使“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对于本国及其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优越意识”。日本的神国思想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的精神储备。
近代，日本大国思想越发强烈，极力宣传扩张有理，他们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⑦、“并八纮为一宇”⑧、“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认为日本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最具有恰当之资格，从而畸变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常与一些邪恶信念紧密结合，一旦产生盲动，就会鬼使神差地爆发出可怕的野蛮行为，这种力量足以把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推向灭顶深渊。战后，日本为满足大国的面子，一再固守其耻感文化，回避正视二战中的历史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还影响到日本的对外关系以及其战后转型。
【注释】
①这里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我中心主义、优越安定的心理状态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论者林子平于日本宽政5年(1791年)写成，其强调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务。
③幕末时期的反幕政治运动。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论”与“攘夷论”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国压迫而引起的对外危机，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
④岩仓使节团明治4年(1872年)自横滨出发，访问美国后转赴欧洲，于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访问各缔约国，向各国元首送呈国书；针对江户时代后期(1854年以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为修正条约进行预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户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⑥《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福泽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该书福泽并没有把欧美国家看作文明发展的顶点，而是指出文明的进步，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
⑦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可合并世界各国。
⑧神武天皇为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下达“八纮一宇”诏书的神话，完成其“征服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于一个屋顶之下”的使命。【作者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日本史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