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众媒体营造的公共舆论对于社会治理，尤其是对于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后果严重的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舆论氛围，从而为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对策和执行应对措施提供支持，是值得施政者高度重视并认真思考的问题。信息大爆炸时代，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都对社会舆论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为影响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此，大众媒体如何报道突发公共事件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媒体惯常采用的方法和策略值得我们借鉴。
平时做足准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平时的准备和积累就必不可少。“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知识与人脉的储备。专业知识的储备非常重要，人脉的积累也十分关键。英国的很多媒体与政府任命的新闻官员在平日里就有颇多联系，日本的记者俱乐部更是媒体与政府日常保持密切联系的典型例子。除政府部门外，媒体与各个系统、各类专家的联系都要在平时积累。拿马航MH370失联事件来说，该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之所以能够屡屡联系到航空与无线电专家，占得报道先机，与其平日里相关领域知识和人脉的积累密不可分。这说明，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平时要建立广泛、可靠的信息源网络，为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对其及时、充分地展开报道打下基础。
做好“第一落点”报道
拼抢时效是新闻媒体的“天然”行为。如“9·11”事件中，不管后期的报道深度如何、有无特色，只要哪家媒体能够第一个将镜头对准冒烟的世贸中心，第一个将此消息大范围地告知公众，它就已经取得了该事件报道的优势地位。突发公共事件中，首发效果往往抵得上多篇深度报道的效果，是一两拨千斤的“巧力”，这有赖于媒体从业人员长期培养出的新闻敏感。
新闻媒体围绕突发公共事件“第一落点”的竞争也产生了特定的社会效应，通过报道，事件为公众所知，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既能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尽早全面启动应对机制，也能为相关部门开展行动提供信息支持。在应对自然灾害、疾病爆发等人为因素较少的事件中，媒体首发效应在议程设置上的积极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2014年10月美国首例本土传染埃博拉病例确诊后，相关媒体迅速组织报道，第一时间引起了全社会对埃博拉病毒的高度重视。当美国政府部门要求搜寻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并让这些人留家观察时，因为有了充分的媒体报道作前提，这一特别措施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得以顺利落实。
报道权威消息
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重要而又权威的信息来源。以伦敦地铁爆炸案来说，该事件发生后，伦敦市政厅新闻办公室举办过多频次、多层次、多角度的新闻发布活动，大众媒体通过这些发布会获取到有关爆炸现场勘查、伤亡、嫌疑人情况的权威信息，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此外，相关方面的专家也是不可或缺的消息来源。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报道中，日本媒体通过引用各方专家说法和专业数据，科学准确地展开报道，保证了其播报信息的权威性。《纽约时报》的飓风报道，无论是在说明飓风推进情况还是对政府的救助措施进行评价上，都尽量引用专业人士的说法，显得更加客观和权威，提升了报道的公信力。
做好连续报道与深度报道
很多时候，随着事件逐渐被平息，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也逐渐减淡，一些媒体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就大大减少，甚至戛然而止。而部分媒体还会继续下功夫甚至下大功夫，对该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缘由、处理办法进行深入总结和挖掘，以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赢得读者。2010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新闻奖颁给了《“纪念医院”里的死亡抉择》，这是《纽约时报》记者和ProPublica网站记者在“卡特里娜飓风”四周年时联合完成的综合报道，也是有关此次飓风最有分量的深度报道。
多做现场报道，增强受众亲临感
2001年“9·11”事件中，纽约世贸大楼第一次遭遇飞机撞击仅5分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开始向全球进行实况直播，其反应之迅速，不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为美国政府应对此次恐怖袭击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国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记者和卫星电视直播车能在十几分钟内赶到现场，同步进行图文互动的现场报道和卫星电视直播。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警方勘验调查后不久，便允许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作为媒体代表进入现场中心区域（非核心区）摄像，并将其获得的图像资料与其他媒体共享。
日本“3·11”地震发生后，在海啸来临之前，日本放送协会的直升机已经升空，在空中对海啸进行了现场直播。其时，日本放送协会在全国9个基地配置了11架直升飞机，东京直升飞机机组人员24小时候命。为了掌握地震录像信息，日本放送协会在全国400多处（电视台大楼、车站、机场和繁华街道的建筑物）安装了机器人摄像机，而且还开发出地震仪、照相机和记忆装置联动的装置，可再现地震时摇晃的场景。
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它们构成了一个全覆盖、全时段的大众报道体系，这是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但也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各国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主动加强了对社交媒体的应用。在桑迪飓风中，《纽约时报》在推特和脸书上鼓励记者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实时消息，并大量转载其他个人用户发布的现场消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国性电视媒体反复播放的几乎全部是现场手机用户上传的各类视频。2012年伦敦骚乱中，英国主流媒体的做法与之类似，有统计显示，仅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就从读者那里收到约1000张照片和20段录像。
此外，还可灵活运用公众人物的自媒体内容。日本“3·11”大地震后，许多公众人物也利用微博、博客或其他社交网站发布灾情信息。日本流行歌星滨崎步在地震后14个小时内通过推特推发了143条微博，用日、中、英、法等多国语言扩散了地震救援实况。她发布的内容经传统媒体报道和其他推特账号转发后，效应成倍放大。
激活历史记忆，设计新闻框架
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上黑人少年因拒捕被射杀，事件引起当地居民示威抗议。媒体将此事与1992年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引发的骚乱联系起来，事件很快被打上黑人民权运动的印记，进而再将之与更早的民权运动事件相比较展开纵深报道。
诸如这样的报道设计很容易影响事件走向。国外媒体在选取参照物，唤醒历史记忆时会慎重考虑。日本媒体在报道福岛核电站事故时就尽量避免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比较，而是尽量与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相联系。前几年，西亚、北非发生“茉莉花革命”，西方媒体则尽可能将事件与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或匈牙利事件中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较，并将之称为“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2014年8月底开始的香港“占中”活动，西方媒体又将之与“茉莉花革命”相比，称之为“雨伞革命”。它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新闻框架设计，以求实现其预想的政治目的。
根据事件进展，拿捏好批评与质疑分寸
媒体作为舆论监督机构，具有批评、监督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舆论引导功能。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有的媒体直面政府，评判其不作为和乱作为。有的媒体揭露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对批评的时机和角度，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考虑。
一是把握好恰当的时间点。一般而言，媒体不会在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展开批评，因为此时的报道重点应围绕事件本身展开，把公众急于知道的信息传递出去，未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就贸然展开批评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显得不专业。只有在事件的基本信息都搞清楚后，再针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等展开理性的批评报道，才能真正凸显大众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前文所列举的几个案例中，美国媒体对飓风的报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批评性报道往往是在事件发展阶段、政府相关机构已介入后才开始展开，而更为深刻的、对体制的反思与质疑等的批评报道则通常在重建恢复阶段进行。
二是把握好分寸与度。因为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责任机构，媒体对事件处理方式方法的批评与质疑往往是表达对政府执政的不满，但是国外媒体的这类批评通常只是针对具体对象和措施。比如，日本大地震引起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后，媒体批评政府缺乏具体对策，对其故意推迟核事故有关信息发布表示不满，建议菅直人政府立即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这些意见是特别针对信息发布和菅直人政府的，而非泛泛发问，不仅有理性批评，更有建设性意见。而从美国媒体对飓风的报道可以看出，媒体批评多是引用第三方观点，而且陈述一方观点后，通常还要给被批评方解释的机会。
真实准确是报道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准则。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讲求时效，这对媒体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比时效性更为重要的是真实性、准确性。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影响巨大，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媒体应该本着职业和专业精神传递真实信息，不夸大、不渲染、不危言耸听、不为抢首发而罔顾消息源是否真实准确。
就美国媒体来说，无论是在突发事件报道的哪个阶段，对该阶段的描述和评估必然要引用多个专业部门的结论。死亡数字是突发事件报道中最为敏感的内容，叙述时，媒体一定要引用官方数据来源。如果报道的死亡数字来自非官方而又不准确，则会成为新闻界的笑柄。如在波士顿爆炸案中，《纽约邮报》因为抢发，报错了死亡数字，被美国新闻界批评与嘲笑。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较少发生哗众取宠、博眼球、赚流量的情况，在公共事件突发时，媒体紧跟官方声明，在事件定性和伤亡数字方面，即使延后发布，也要力争准确。有媒体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用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了媒体自身的一种职业素养。在核实之前，不急于公布事件的具体数字和细节，谨慎对事件予以定性，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确保报道真实准确应特别注意的两点守则。
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在灾难事故报道中，媒体被认为应尽量还原生命个体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发掘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去抚慰那些受难者以及关注灾难的人们，而不应该过分渲染灾情，制造恐慌和传播消极情绪。
在报道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时，英国《每日快报》头版报道了一名爆炸案幸存者的故事，头版照片为被送往安全地带接受烧伤治疗的伤员，画面中受伤女士戴着紧急医疗处理的面罩，双手捂着脸，旁边的救护人员绅士般地扶着受伤女士的臂膀，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美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关注个体在突发事件中的遭遇、需求以及灾后所体现出的人性价值等。此外，媒体应尽量将突发公共事件给个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后续报道可能给个人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都谨慎地回放飞机撞击世贸中心的画面，对世贸中心被困人员跳楼的画面更是采取禁绝的措施，让美国民众不再重温痛苦而遭受二次心灵伤害。社交媒体兴起后，个人情感更加受到保护。在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后，媒体试图采访遇害者家属的举动被视作一种伤害而遭到拒绝和谴责。在波士顿爆炸案的系列报道中，美国媒体尽量淡化伤亡惨状，采用远景镜头，不用中近景特别是特写镜头，不去刻意放大血肉模糊的场面。在采访中，也尽量避免让伤者回忆爆炸现场。
日本在有关地震灾难的电视新闻中，采访受难者家属的不多，即便有，也很少拍摄他们的面孔，很多受访儿童只是露出了背影或鞋子。日本放送协会在报道自然灾害导致的伤亡事件时，从来不会播放“血腥场面”，也不会直接展示死者惨状，而是尽量播放遇难者生前微笑着的照片。这种媒体报道风格使得观众没有大的情感波动，更没有恐惧和逃避，再加上信息非常及时透明，人心才得以迅速稳定。
传统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选择个人视角切入，不仅可以增强新闻报道中的“人情味”，同时也可以转移公众对敏感问题的关注。在报道飓风中，一位单亲母亲如何带领孩子躲避灾难、重建家园，足以转移大多数公众聚焦在政府救灾体系弊端的视线，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个人为中心的表达和视角遍布网络。人本主义取向无疑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最佳选择。
国家利益至上，媒体的一切报道都要以国家利益为轴心。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军事、政治、经济利益的内容上，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各国主流媒体在面对骚乱、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其重大立场与政府必须保持高度一致。
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是日本。日本“3·11”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之后，出于“国家利益优先”的共识，日本媒体和政府协力营造积极赈灾的“支配性氛围”，日本主流媒体涉及福岛核泄漏的报道，多为间接传达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未能全面反映出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无力控制福岛核泄漏和赈灾不力的事实，即所谓的选择性报道。当福岛核电站发生熔堆后，美国驻日军队威胁将从日本转移，日本政府允许美国专家参与核事故处理，无异于将日本多年核技术发展情况双手奉送给美国。但是，日本媒体对此一笔带过。在外界大量质疑核电站已发生熔堆后，有核物理知识储备的记者和专家对此只字不提，直到四个月后，才通过报道东电公司的新闻发布会承认了这一事实。此后，2013年日本申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各大媒体先是主动抛出福岛核问题是否会影响申办，但当安倍晋三向世界空口许诺，七年后奥运会开幕日本将不受任何核污染的影响时，日本各媒体又争相附和。从这一个事例便可以看出，尽管国外经常标榜“表达自由”“媒体独立”，但实际上，他们的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时刻，一举一动都与政府保持一致，所有的报道都以国家利益为轴心。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与效果评估信息平台建设研究”结项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25；项目负责人：官建文；本文执笔：刘杨、王培志、唐胜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