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城市化所走过的将近三百年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8世纪中叶—1950年：工业城市化阶段
农业文明从乡村开始，而工业文明则发轫于城市；城市脱胎于乡村，而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却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18世纪从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态——城邦与城堡——开始从政治管理中心和军事防卫堡垒，转向以工厂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体形态的经济中心。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 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1850年的 11.4%上升到1950年的 52.1%。1950年，英国达到 79%的城市化水平；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此阶段皆成功地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美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 64.2%，德国为64.7%，加 拿 大 为60.9%，法国为55.2%，瑞典为65.7%。当然，西方国家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 衍 生 出 了“城 市病”。环境污染、人口拥挤、城市犯罪及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因此，西方主要国家从 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1950—1990年：逆城市化阶段
到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60%。一方面由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以“城市病”为特征的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突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在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的条件下，迅速向大城市的郊区和周边中小城市延伸，城市的产业活动也不断向城市外围扩散。因此，西方国家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到 90年代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最主要的特征是人口迁移的方向发生逆转，郊区开始成为主要的人口聚居区。195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有64%住在市区，而到了1990年，这一数字却还不到 39%，人口与产业分布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同时，中心城市服务业的就业百分比从85%降至52%，制造业则从 67%降至45%。同样的人口与产业分布情况，也出现在欧洲的各个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由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将城市郊区与城市中心连为一体，优美的环境则成为吸引大量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到郊区来居住的另一主要因素。当然，由于城市郊区分散的地区基本上还隶属于大城市，虽然其起到了一定的人口分散作用，但城市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压力仍然很大，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凸显，各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大规模轨道交通的建设阶段。中心城区的衰落，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制定适当的政策，吸引居民重新回到城区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再城市化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都已经达到成熟的城市化水平。在此阶段，一方面，西方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的压力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逆城市化”的现象使得城市中心区相对衰落，这时西方国家的城市政策重点开始由建设新城市转向中心城区的复兴。城市规划的发展、服务业的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完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尤其受到石油价格持续攀升而导致的出行成本大幅增加，使得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从城市郊区重新回到中心城区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于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人口重返较大城市及中心城区的现象，这一时期被称为“再城市化阶段”。随着中心城区的复兴，中心城市的交通变得更加紧张。因此，发达国家加强了对交通需求管理的深入研究，用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霍华德（EbenezerHow-ard）等人的田园城市理论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此外，城市规划的许多理念在此阶段被大量采用，西方国家对城市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市场化的产业分工使得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城市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人们也就更愿意回到中心城区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曾提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未来十年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从城市的起源到工业城市化、从逆城市化到再城市化，都表明城市化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将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演进轨迹总结为“S型城市化过程曲线”。当然，只有清晰地认识城市化的演变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