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Boyer（约翰·博耶）先生来访北大时曾经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做你不会做的事。
一个人怎么能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强人所难的过分要求吗？但这种看上去有悖常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理念却保证了芝加哥大学出类拔萃的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学派”，使芝大成为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中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一所大学，有自己的独得之秘。也许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思想家最多，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家最多，普林斯顿大学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最多，但培养出世界上最多的顶尖级教师的，除了芝加哥大学，再找不出第二个。
认真研究芝加哥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就会发现，“做你不会做的事”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或要求，实际上蕴涵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极高的人才培养标准和深湛的哲学思维。
做你不会做的事，首先要求你具备一颗野心勃勃的企图心。做不会做的事的人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工作，而是胸怀远大的理想抱负，渴望实现创造性成果，立志成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人。野心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贬义，往往和阴谋、不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不符合中国人“中庸”的要求。但实际上，创新往往由这类野心勃勃的人实现。他们从不安于现状，总是对权威和现实充满怀疑精神，思维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善于从已有的事物中去发现新的创新点，从而成为引领某一领域的领导者而非追随者。
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真正的精英，并且非常享受“成为第一”的感觉。如果哥白尼死守着托勒密的“地心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会有“日心说”的诞生。如果爱因斯坦被牢牢局限在牛顿的经典力学里，就不会有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革命。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生活领域更是如此。如果乔布斯认同IBM和微软的地位，如果李秉哲认同乔布斯的地位，如果马云认同e-buy的地位，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就不会出现苹果，不会出现三星，也不会出现阿里巴巴。为什么会是他们？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都是茫茫无际的“人类无知黑幕”；他们所做的，或者说他们想做的，都是他们以前不会做，也许除了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可能成功。事实上，如果真的你做到了所有人都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你实现了创新并引领了一个新的时代。
做你不会做的事，要求你具备挑战自我的勇气和能力。做不会做的事的人往往自视极高，总是处于“不知足”的状态，不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决不罢休。他们给自己定下一个又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然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努力去实现。就像一个登山者，一次又一次去攀登更高的顶峰，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芝加哥大学，这种自我挑战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培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张五常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产权经济学的权威阿尔钦先生上课的故事。在上第一堂课时，阿尔钦先生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度量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整整一堂课五十分钟，学生们围绕这一问题，绞尽脑汁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每一种都不能令人满意。到了第二堂课，学生们以为老师会告诉他们答案，讲授经济学原理，但阿尔钦先生走上讲台后，提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整堂课学生依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每一种方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第三堂课照旧。就这样，一个看上去简单到近乎幼稚的关于“石头”的问题整整讨论了一个月。学生们对此大惑不解，但越是这样，他们越不相信大名鼎鼎的阿尔钦先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上课，其中必定大有玄机。直到第五个星期，学生们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方案了。这时候，阿尔钦先生开始笑眯眯地讲了，没有任何讲义，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完全围绕第一堂课提出的问题，但讲授的全部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结果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过瘾至极。这种穷尽一切可能性答案的研究方法，正是要求并教会学生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思维极限。学生们总是不得不去问自己：“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吗？”这种近乎强迫式的追问，促使每一个学生在上课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脑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不敢有丝毫懈怠，从而有效保证了芝加哥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做你不会做的事，要求你具备处理复杂资讯、解决未知世界难题的能力。未来是不确定的。明天会怎样，有谁能知道？不确定性是人类面临的最深的恐惧之一。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凡事皆有规律可循。因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总是可以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某种教益，正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是，纵观历史，又有多少事情并没有按照所谓的规律去演进呢？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果不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生了那一件偶然的事，很多历史都会改写。”历史是重复的，但很多历史也是全新的。如果凡事皆可依照旧例执行，人类社会早就会陷入停滞而无法自拔了，更遑论发展和进步！
事实上，所有创造的第一步，都在于把没有联系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经验，也可能是观察到的现象）重新结合，将无序变为有序，将无形变为有形。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从经验和记忆中挑选出那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因素，加以整理重塑，从而形成新的统一体。因此，如果你仅仅只是掌握了前人的知识，却没有相应具备处理复杂资讯和解决未知世界难题的能力，那么，有一天当你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情时，你将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当然也就谈不上解决问题和实现创新了。
联想到当前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做你不会做的事”真不啻是当头棒喝。我们恰好做了相反的事情。由于大规模的统一高考录取制度，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学生被迫进行高强度的重复性训练，目的是不断提高对考试题目的熟悉程度和反应速度。思考过程被完全省略。也就是说，分数的高低只体现出反应速度的快慢，并不一定代表学生的智商高低。我曾经读过一篇《清华学子的完美学习方法》，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熟练”——“高考比的不是脑子，而是手。手熟一切okay，不熟什么也别谈”；要做尽所有类型的题目；同样类型的题目至少要做五遍，直到看到题目反应速度达到一秒；等等。实际上，这种训练模式之下的学生，已经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和欲望，即使考再高的分数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又想起美国的SAT和ACT（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高考”），考试内容和中学教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对此大惑不解——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中学存在的价值似乎就是为了考试。SAT的组织者——美国大学委员会解释说，这是因为SAT关注的是“学生未来在大学和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和知识”，它的服务对象是大学，当然要满足大学关于人才选拔的需求。至于中学教什么，怎么教，那是中学教育自身的事情，当然不需要他们关心。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学教育和大学入学考试无关，恰恰可以保证中学教育沿着自身教育规律的轨道前进，恰恰能够满足大学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的高考首先强调要满足并适应基础教育的需求，“不超纲”，要“减负”，题目要尽可能简单，还要保障公平。至于大学能否通过高考选拔到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高考本身并不特别关心，至少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倒也难怪，中国学生普遍被批评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比不上美国学生。试想，一个人整天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另一个人每天都在尝试做不同的新事情，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强，不是一目了然吗？
（作者：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